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得很高很瘦。等我交了钱开好发票，就跟他闲聊了几句，得知他原来是在国营钢木家具厂工作，厂子垮了以后已经下岗三年了，厂子垮掉的原因是生产的家具款式、质量都不好，没有市场。当我问到厂领导有没有贪污时，他说自己说不准，但那些领导都比自己富。而厂子垮了以后，那些领导有的调走，有几个把厂子承包了自己搞。当我问到今昔相比哪个好时，他笑着回答，现在比以前强，下岗比不下岗强：以前在工厂里谈不上累，但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块钱，不够用；现在每日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同时做了两份工作，但一个月可以挣到一千六百多块钱。最后我问道：“如果现在再让你回厂上班愿不愿意？”那个订奶员自信地笑了笑，说：“还回去干吗？不回去了。”
不过，也有对下岗工人幸灾乐祸的老百姓。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乘坐公共汽车，听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售票员在那里跟司机讲，以前首钢的工人特横特坏，坐公共汽车不出示月票，自己要求他们出示一下反而被那帮人给打了。讲完以后她突然抿嘴一笑，说：“现在这帮人不神气了，都下岗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四、多收了三五斗
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的父母离开了居住了二十六年的太谷县城，随同我到武汉落户，就住在我们在吴家山买的那套商品房里。父母来了以后，仍然干做灯笼的营生，每天埋头干活。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恰好武汉市有灯展，母亲和我出去拦了几笔生意，卖了三万多块钱。当时山西还有一些存货，恰好武汉市的灯展在春节前筹备，而山西卖灯笼则在春节以后。这样时间错开了，父母在春节之后又回到山西卖了几天灯笼，也卖了四万多块钱。二者合计，一共卖了七万多块，是我们家做灯笼生意以来收入最多的一年。
父母看到收入如此可观，以为在武汉是大城市，做生意挺容易的，于是想把生意做大。于是，在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母亲就琢磨着印制一些广告画册，以利于以后推销时使用。我会画画，又在单位里学会了电脑，于是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画册的设计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设计出一份相当不错的宣传画册，找了一个印刷厂印制了三千多份，花掉了四千多块钱。为了便于生产，父母又花了六万块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二楼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作为焊灯笼的车间，又租用了三楼的两套和二楼的一套房子用来作为仓库和糊灯笼的场所。
那一段时间父母雄心勃勃，决心要在他们有生之年，建立一个具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给子孙们留点产业。恰好我舅舅的小儿子华周初中毕业，舅舅为了让他谋生把他送到我们家来跟母亲学做花灯的技术。而我在节假日都回家帮忙：设计广告，推销，给灯笼上画画。那一两年，家里总是快乐而忙碌。
然而父母很快发现以前的估计实在是太乐观了。武汉这地方号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胃口特别大。前来买灯笼的那些企业和政府办事人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不索要回扣的。我们以前在山西卖灯笼时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最多也是要求开发票时多开个百儿八十块的算个跑腿费。但到了武汉我们很快就发现，来买灯笼的人都是张嘴明要回扣，而且要的特别狠实，一般都要到总价款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只要现金。有一个企业来买灯笼的那个人，只买了一千二百块钱的货，却要我们开五千块钱的发票，可见下手有多狠。光要回扣也就罢了，问题是这些人一边要着回扣，一边还狠狠地砍价，说要图回头生意。起初母亲还以为人家真的打算做回头生意呢，就狠狠心让了价，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家的套路，下次来的时候还是这么说，或者就干脆不来了。有时，一些人还用铁丝值多少钱、布料值多少钱来估算花灯的价格。就这样一面砍价，一面要回扣，几乎把我们家做灯笼的利润全都砍去了。我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只得感叹人家武汉人真是货真价实的九头鸟，把什么机关都算尽了，只可惜武汉经济还是这么落后。后来父母做生意越来越艰难，想再回山西去做灯笼，又舍不得儿子。正在犹豫之时，我父亲积劳成疾，查出来得了多发性骨髓瘤，于是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
在我父亲得病的几年里，我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出差难以帮助家里做事。母亲一边要照顾父亲，一边还要干活糊灯笼、出去推销，给人家送货。二○○二年春节，有个客户要我们在江汉路过街天桥上做一盏三米高的巨型宫灯，价格是两千块钱。宫灯做好后需要画画，虽然父亲当时已经历了将近十次化疗，但还能够起来，仍然忍着痛画了两天。后来我父亲病重卧床，母亲每次要出去推销或者送货之前，都要先喂父亲吃饭和喝水，然后才狠狠心离去。
不光是生意难做，就连那些职能部门也经常来敲竹杠。当地的工商局、税务所都要我母亲订什么《工商管理》和《税务管理》之类的刊物，否则就卡脖子。无奈，我母亲每年都要花好几百块订这些永远不会看的杂志，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本刊物。即便是如此艰难，我母亲依然觉得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强，因为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虽然可恶，但自己还是能够凭借双手挣口饭吃；而在毛泽东时代，却连自己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
从二○○○年到现在，我们家历年卖灯笼的所得如下：二○○○年，二万元；二○○一年，不到一万元；二○○二年年景比较好，卖了四万五千块；二○○三年卖了二万六千块；二○○四年，则只卖了一万六千多块。这些钱除了日常吃饭开销之外，其余的全部给我父亲看病了。当然，和医疗产业化以后医生开出的天文数字的治疗费相比，这点钱还远远不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五、母亲的病
从一九九八年起，我母亲就总是持续低烧。母亲这个人一向泼辣，就总是说这是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忙着做灯笼也不去医院看。父母逐渐年纪大了，每天爬七楼很是吃力，后来就把二楼那套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父母搬了进去。搬了新房子后，姐姐带着孩子贝贝到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有一天母亲抱着贝贝玩，贝贝小脚一蹬，踹到了母亲的胸部，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母亲用手一摸，竟发现里面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硬块。
母亲到武汉同济医院去检查，发现是一个很大的肿瘤，而且初查是恶性的。全家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惟独母亲一个人很镇静。她说，自己辛劳了一辈子，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过得都还不错，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就是死也无憾了。后来复查，医院的结论又变成了无法确定，又要再查。这时，我在郑州的一个表姐闻讯，说自己认识河南省肿瘤医院的一个大夫，那人技术很精湛，救活了不少肿瘤患者。当时我父亲尚显得身体健康，于是母亲由父亲陪同一起到了郑州，住进了肿瘤医院。
那位大夫果然尽职尽责，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母亲的肿瘤是良性的，暂时未发生恶变。后来那位大夫主刀为母亲做了切除手术。我的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在鸡蛋大小的肿瘤切除下来以后，还要医生拿过来亲眼看了看。做完手术后，那位主刀医生钦佩地说：自己做了大半辈子手术，敢于在手术台上直面自己肿瘤的，我母亲还是第一个，真是少见的勇敢。为了节约费用，我母亲做完手术只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出院回家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看来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上帝也没办法把我收了去。”望着母亲憔悴而坚强的面容，再想起从小到大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辛苦劳作、四处奔波的情景，我禁不住感慨万千，不由地想了起一首歌《我亲爱的母亲》。
当年我的母亲，通宵没合上眼睛伴我走遍家乡，辞别父老相邻当时天色方黎明，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给了我一条手巾她祝我一路顺风
河边落英缤纷，岸上露珠儿滚滚牧场芳草青青，夜莺整夜啼鸣无论我去到哪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最难忘母亲关怀的一双眼睛
拿起这条手巾，不由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小草细语，榭树摇曳不停这条母亲的手巾，我想起幼年熟悉的情景更有母亲慈爱和殷切心情
即便是自己身染重疾，母亲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仍然不忘帮助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