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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也没下去视察过什么，只是下边的人拿来文件，他卧在床上圈阅。祖父这个人敬业，即便是重病卧床，也依旧每天办公到深夜。经常是边看文件，边剧烈咳嗽。病重时，祖父的浑身都在发抖，但父亲看见祖父拿笔的手只要一挨着纸，就不再颤抖了。
当时给祖父治病的主要有开封同济医院的院长，姓孔；还有一个是日本医生，姓柳川，不知什么原因跑到开封谋生，自己在开封开了一家规模不大的“柳川医院”。这二位医生经常来家治疗，医术也算高明，但对于当时的绝症肺结核还是束手无策。一九四七年初祖父去世后，孔院长还不知情，办丧事那天还拎着个医药箱来了，一进门看到灵棚，一句话没说就转身走了。当时大人们都忙着张罗丧事，谁也没注意到他，父亲看见了。后来祖父丧事办完后，孔院长和他的夫人还一起登门来慰问，顺便提了提结清医疗费的事情。
祖父的丧事办得算是很隆重的。灵堂就设在家中，省府要员来吊唁的络绎不绝，还请了不少出家人来超度。其实咱们中国人的宗教信仰是杂的，来超度的出家人既有和尚，也有道士。吃饭时和尚在一边吃斋，道士在另一边喝酒吃肉。家里的亲戚也来了不少，还有许多平时不怎么认识的人也来凑热闹，边假装哭边偷东西。丧事办完之后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亲小时最爱玩的德国造的望远镜，甚至还有一缸金鱼。
可是人死如灯灭，那些平时张口“学生”、闭口“老师”的人也在瞬间树倒猢狲散，渐渐地门前冷落了。当然，也有一些祖父栽培过的、有些良心的人偶尔过来看看。当时的国民政府是没有“抚恤金”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没什么关系了。习惯于奢华生活的祖母就开始卖家产度日，由于她根本不懂得经营之道，被人连蒙带坑，再加上战乱，家道迅速败落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一章 峥嵘岁月（1850～1949） 十四、内战爆发
百姓所盼望的和平如同昙花一现，没能持续多久。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共内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占着美式装备和美国的支持，在正面战场上一开始占了上风。谈起国共内战爆发的责任，我认为以往的历史书把责任完全推到某一方面的描述不够客观。其实，国共双方均无和平诚意，都在扩充实力、抢占地盘，从抗战结束到一九四六年内战爆发，双方因抢地盘发生的冲突延绵不绝。因此，公正地讲，参战双方对内战的爆发都有责任。
然而实话实说，国民党的部队秉承了军阀作风，实在太黑暗、太腐败了。当时，国民政府实行的是义务兵制，征兵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一般不愿意当炮灰，国民党也不做什么宣传鼓动、思想政治工作，只好采取“抓阄”方式决定谁家的儿子去当兵。穷人儿子一抽上，立刻就用麻绳套着，生拉硬拽地拖走。万一有钱人家儿子抽中了，则可以通过行贿让穷人家孩子顶替。此外，有些地方干脆连这个程序都省掉了，直接抓人当兵。有很多外出赶集、甚至在地里干活的农民，碰上抓壮丁的，连给家人报信的机会都没有。一九四七年，我的外公就曾经险些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幸亏外公跑得快才得以脱身。解放后我父亲参军，所在的师参谋长就是被国民党拉夫拉出来的。红军长征时期，他在湖北老河口当脚夫，碰上国民党拉夫运辎重。后来他所在部队调到川西草地附近跟红军打仗，部队被打散。红军优待俘虏，愿意回家的回家，愿意留下的留下。他看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一个人走也活不了，干脆参加了红军，最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干部。他算运气好的，过个十几年还能衣锦还乡；而运气不好的就死在外面了，也没人通知家里人一声。
此外，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吏有很多贪污军饷，“吃空额”。所谓吃空额，就是假造花名册领空饷中饱私囊，有饷无兵。到了上级来抽查时，就临时找街上的地痞流氓假充士兵，每个人记住自己所扮演的假张三、假李四的名字，上级点名时答一声“有”就行了。还有狗急跳墙的，干脆自己人策反自己人。一九四八年，我父亲就亲眼在开封火车站看见这种情况。我父亲当时正在火车站内玩耍，看到从别处驶来一列装满士兵的闷罐子车停在月台上。此时，一个国民党军官跑到车厢前策反，离父亲大概只有二三米远的距离，因此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大意是我的部队待遇好，你们来我们这里好了。正在说时，军列上的随行军官下来了，二话不说，拔出手枪就照那家伙头上打了一枪托，把他打倒在地，连帽子也掉了。那个搞策反的军官捡起帽子，兔子一样撒腿就跑。
国民党普通士兵的命运是很悲惨的，他们大多是穷苦人出身，抓到军队里不但受军痞的奴役和欺侮，而且往往吃不饱，饥寒交迫。其实每人都有军饷军粮军装，但多被长官贪污掉了。国民党的军官多数很坏，动不动就体罚士兵，在开封大街上，父亲也多次亲眼看见士兵被打得哭爹喊娘。在豫东战役不久之后的淮海战役当中，据说国民党军逃窜时，遇到有河流阻挡道路，就把伤兵、死尸向里填，硬是填出一条堤坝，汽车和坦克就从上面驶过。解放军赶到现场组织了挖掘搜救，里面居然还有不少活人。如此的黑暗与压迫，军队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呢？
到了一九四八年，开封城的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于是陆陆续续地开进很多军队。当时国民党军队扰民甚重，特别是征用民房。经常是一个小军官领几个当兵的，见到谁家房子好就用粉笔画个圈，然后让老百姓马上腾房子，也不管老百姓住到哪里。有一天，几个号房子的国民党兵来到我们家里，看上了我们家的几间房子，于是画了个圈，对祖母说：“三天之内腾出来”就走了。当时虽然祖父已经去世，家里没了靠山，但祖母也是见过世面的人，根本就不理他们。三天以后一个小军官带着几个当兵的来了，一看房子没有腾出来，顿时勃然大怒，就骂骂咧咧地要进屋扔东西。祖母一见，也发怒了，指着那个小军官破口大骂道：“你们瞎了狗眼，也不打听打听这是谁家，敢在这里撒泼，还想不想要脑袋了？今天你要住进这间房子，除非我死在你们面前！”几个国民党士兵一听，又看看这家房子的气派，也顿时犹豫起来。祖母一见他们犹豫，继续吓唬道：“你信不信，你今天敢扔我的东西，明天刘主席就会让你们几个脑袋搬家！”（「注」刘主席指河南省主席刘茂恩）闻听此言，几个国民党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进屋。那小官一看，也软了下来，灰溜溜地说：“好，好，你厉害，我们先走。”
第二天，家里又来了一个军官，还带着老婆抱着个孩子，跟着一个勤务兵拎着行李。那军官名字叫孙少汉，领子上有个“×”，是个中校。孙中校找到祖母，说话比那几个小兵客气多了，大意是昨天来的那几个不会办事，我狠狠训了他们一顿；我们来打仗，还带着老婆孩子，也没地方住，挺不容易的，您就通融通融，给两间房子行个方便吧。祖母只爱听顺气话，经他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他们住下了。渐渐地混熟了，也觉得那家人并不坏。
孙少汉的那个勤务兵姓张，也是个河南人。当时要打仗了，国民党为了促使当兵的卖命，就把美国援助的给养拿出来给前线阵地上当兵的用，轮不到这个勤务兵。勤务兵吃不到美国罐头，每天心里都挺烦躁，长官不在时就常发牢骚，抱怨伺候人的活太累。当时我叔叔也才五六岁，挺淘气，有一天，那个勤务兵正在院子里烧地锅做饭，我叔叔就弄了一个鞭炮在他背后放。“啪”的一声，把勤务兵吓了一跳。勤务兵转过脸来，一脸的不快：“弄啥呢这是？一边去！”
当时父亲上学的学校在相国寺附近，在开封算是比较繁华的地段。有一天突然来了一队伤兵，偏偏要征用学校的房子。学校不愿意，找教育厅去顶。可当时要打仗了，当兵的厉害起来教育厅也顶不住，于是学校就被伤兵占了。学生没地方上课，学校就在龙亭后面靠近开封城西北角的城墙根下面找到一处院子，在那里上课。其实那里挺幽静，正适合伤兵养伤，但那帮伤兵偏偏要在闹市住，为的就是上街白吃白喝方便。临时的校舍离家太远，每天学校老师就在老学校集合学生，再排着队到临时校舍去。每天上学下学都要走很远的路，中午就不可能回家吃饭了。于是每人都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