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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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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一国之主来说,无论他的位置是怎样得来的,继承来的、夺来的、还是被人家推上去的,历史都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他是否做到了令国强民富?

他只须有这一件功劳,他也只能有这一种责任。

历史不需要他有别的才华。

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么还有什么颜面自吹自擂?还怎能指望不教后人耻笑万年?

这就是我敬佩张居正的原因。

在中国的皇权时代,罕有他这样的清醒者。国强与民富,是担在他双肩的两付沉重担子。别人想不起来做的,他想到了,别人不想去做的,他偏要做好。

一代代的王朝,几乎都在走一个路子。开国之初,因殷鉴不远,前朝垮台的景象还能使新主有所克制,所以一般尚能爱惜民力,少收赋税,少设官职,百姓能过几十年安稳日子。到了王朝中后期,国家养官愈多,胃口愈大,钱就越来越不够花了。财政危机,是它们的癌症。

如何把这样大一个王朝养起来?怎样才能搞到够用的钱?

不同的执政者,有截然不同的招数。

头脑简单的一种,就是提高赋税,从老百姓那里刮!一道公文下去,不管他下面如何哭爹叫娘,钱是可以收上来了,国库满了,朝廷与官员也有钱花了。但百姓何以堪?揭竿而起的事,往往就发生在刮得太狠的时候。

明君唐太宗了解这一点,他说:“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贞观政要》)

这并非什么天才之见,只不过说了一个事实。

中国的成语也有“杀鸡取卵”一说,其意荒诞,不过仅是个比喻。可是,现实中蠢到这个程度的居然也有。杀了鸡,取了蛋,还要沾沾自喜。

聪明一点的执政者就不会靠提高税率弄钱,而是“轻徭薄役”。百姓的负担不重了,自然会加紧大生产。不要小看小老百姓的经济繁荣。百姓经济一发达,土地就开垦的多,人口也就繁殖得多(养得起了)。田亩多了,人头多了,国家即便不增税种或税率,税收也能增长。这就是很简单的“放水养鱼”。

张居正就是属于较聪明的那一类的。他说:“古之理财者,汰溢浮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

什么意思呢?把你的臃肿机构减一减,把你的奢侈开支压一压;不要想着怎么从老百姓那里弄到“厚入”(很多很多的钱),尤其不要变着法地“开利源”(新增收税收费渠道)。

张居正对一些官员的麻木不仁尤其不齿——应该为百姓做什么,一窍不通,但是对如何从百姓身上弄钱,却有超常天赋。嘉靖年间,因国用不足,朝廷在江南一带加赋,地方各级官员趁机多征(公私兼顾),民不堪其苦。当时请假在家的张居正,目睹民间疾困,就曾说过:“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h t t  p : / / hi。 baidu 。 /云 深 无 迹

官员们要是互相比着看谁征的税多,那百姓还能喘得过气来吗?

究竟是以征税多为荣,还是以征税多为耻,就看这把尺在谁手里拿着了。

大明帝国的钱为什么老是不够花?《明史》上说:“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也就是养官和养兵的花费太大。明中期以后,官俸的支出有时甚至占全年财政开支的30%。

官多,花费当然要大。洪武年间,设立官职还比较实事求是,务求精简,全国的文官只有5000多人。到后来,当官成了一种优越的生存方式,可以靠着当官过上好日子,人人就都想往里面钻。冗官冗员像泡沫一样疯涨,文官到正德年间就涨到了2万多名,百年间增加了3倍。

明朝的武官就更不得了。武官因为是世袭制,子孙后代只要通过了考试,国家就得授官。编制满了怎么办,只好添加大批无实职的带俸武官——反正得养着。明初武官有28000人,到正德时猛增至10万。

这样多的官,有什么用?没用。朱老皇帝的时候,官员数量少,机构简单,但是“当时政无不举,令无不行,事妥民安,未尝失误”(徐恪《修政弭灾疏》)。如今疆土未扩大,人口未增加,倒是官员繁殖得快。“况一官之来,有一官之费。食有俸粮,居有廨宇,一分一毫,皆取给于民。”(《明会典》)

除了官员的工资,老百姓还要负担官府的大量劳役——给官员当皂吏(勤杂工)。多半官员使役的人数都比规定的要多,有时一个官要用七、八十人服务。老百姓连干自家活儿的时间都没有了,甚至“一家当三五服役,一户遍三四处”(《成化实录》)最极端的例子是“朝为轿夫矣,日中为扛夫矣,暮为灯夫矣。三夫之候劳未已,则又为纤夫矣”(顾炎武语)。这还让不让人家活了!

明朝的宦官,也是一群能吃的蝗虫。史载,南京守备太监一人上任,允许带家人、兄弟、子侄一百多人到任,全部由国家供养。真是“阉了我一个,保障全家人”。到嘉靖年间,大明的宦官已经达到12600人之数。这么多人,国家要从头管到脚,每年光吃米就要吃掉6万石,另外还要领走俸米15万石。

这么多的官,怎能不把国家吃穷?国家又不是生产机构,最后的负担还不是落在在老百姓身上!

嘉靖皇帝登位之初,脑袋还算清醒,他说:“今天下诸司官员,比旧过多。我太祖初无许多,后来增添冗滥,以致百姓艰窘,日甚一日。”这还算句人话,可惜他后来越来越糊涂。

隆庆年间,朝政初现清明气象,徐阶、李春芳和高拱都曾进行过一定规模的缩编。但反反复复,割了的韭菜又长,共净裁28个职位,效果不很大。

张居正当国,下手的力度就大了。首先是对南京的闲衙下手。国初,成祖迁都北京后,在南京留下了一套与中央机构大致相仿的留守机构,这就是明代独有的“两京”制度。不过南京的所谓六部九卿,有高位而无实权,多半是养闲官的。张居正指示吏部,南京官职如果出缺,“非紧要者,不必一一推补”,以“虚其位”而达到了裁员的目的。

俺答封贡后,外部威胁解除,军政大事减少,张居正认为解决冗官的时机已经到了,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精简机构。万历八年十月,他令吏部遍查两京衙门,“有冗滥者裁之”。随后,大检查在各省也渐次铺开。万历九年正月,裁两京户部侍郎以下156个职位,同年还裁撤郧阳巡抚、顺天巡抚、湖广总兵等地方高级大员职位。“江陵柄政”十年间,除去后来又增加的,部、院、都抚共净裁215个职位。

万历九年,裁去各衙皂隶编制194名,加上因裁官而无形中裁去的皂隶编制,等于当年共裁减皂隶622名。当时每个皂隶的劳务。每年需要约30个丁壮轮流无偿负担。这就等于一年减少了18000多丁壮的徭役。

经张居正的厉行裁减,大明的全国官员总数,大大减少了。万历初年文武官员的总数究竟是多少,史籍上没有统计资料,后来有人估计比正德时约减少了20%以上。即文官减少了5000人以上,武官减少了17000人以上。文武官员总数从12万余人压缩到98000人以下。

张居正裁减冗官,为国家省了俸饷,为老百姓大大减轻了徭役负担,上与下都还是高兴的。但是,你夺了人家的金饭碗,也就是触犯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这是要老命的事。此举在部分官僚中所引起的怨恨,于江陵柄政期间也不断在积蓄,形成了对新政的阻力,并在张居正死后爆发了出来——这是后话了。在新政时期,张居正为节省国用,还下力气整顿了驿站制度。

明代在全国都建有驿站,称为“驿递”,是个相当大的交通与通讯网络。全长14万多里,沿线每60…80里设一个驿站,全国共有驿站1936个,此外还有一些急递铺和递运所。帝国就靠它们传送公文和转运粮物。驿站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接待出公差的官员。

驿站由当地官府管理,经费由官府向当地百姓摊派,过往官员住这种招待所,用马用车用人,全免费。正因如此,使用它的官员越多,当地百姓的负担就越大。朱老皇帝考虑到了这点,曾规定,凡是驿夫和马夫,所承担的其他赋役就要适当减免。同时控制使用驿站的官员人数,以免百姓负担过重。

所以开国的时候,不论多大的官,不是出公差,就别想使用驿站,而且所带随员也有人数限制。驿站见到兵部分或巡按开出的“符验”(勘合),就予以接待。符验上对职务、到达地点、往返日期、应享受的费用、准许使用交通工具数量等都开列得很详细。

洪武八年,开国功臣延安侯唐胜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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