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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张居正目前已位极人臣，若像严嵩那样以固宠为要，也可保一生荣华。但他不屑为之。人之为人，就在于有慨然丈夫之志。滔滔东逝水，已淹没了多少鼠辈，人岂可朝下走、贪小利、等同蝼蚁而耗完一生？
眼见得国家已经如病猫，何日得重见雄风？大丈夫怎能安坐？大明确实已到了一个关口。满天下只懂得如何做官，却不留意如何干事。国家养了官，却日日在扰民害民。这不是跟朱老皇帝淮右起义的初衷开起了大玩笑么？打碎了一个，又来一个，那么，当初浴血，又是何必？
国家养官，用的是来自老百姓上缴的税粮。养一个这样庞大的队伍，国家与百姓本来就不堪重负，而这个官僚群体要是再不干事，那作的孽可就大了！
大明时代的中晚期，不幸就是这个样子。庞大的官僚机器所谓的行政工作，可以说就是无数的“公文旅行”。比方说，某官上奏一件事情应该抓紧办，皇帝照准，“批红”让有关部院去办，部院便下文叫各省抚按去调查并办理。公文到了下面，如果事情难办，或有人请托，或部门利益有纠纷，这公文就可以无限期的被扣押住，不办也不回复，一拖几十年的也有。
张居正说：“各衙门批复需要办理的奏章，天天都有。然而公文虽勤，而实效极少。”以言官的工作而论，“言官议建一法，朝廷曰可，置邮（通过驿站）而传之四方，则言官之责已矣，不必其法之果便否也”。言官提议的新办法以文件形式发下去，是否好用，就无人过问了。就算是皇帝下旨催问效果，答复也仅仅是“正在采取有力措施”——让你皇上的文件也成一纸空文。
因此，在明朝，“一令之出，随则废弛”的事一点也不奇怪。
国家，就这样成了一架奇怪的机器。六部忙忙碌碌，公文雪片般往来，却没做一件实事。光见机器转动，不见产品出来。国家费尽心机征税，百姓如牛负重纳税，就供着这几万官员“过家家玩”。
这是一个纸糊的国家。无怪一个仅有10万骑兵的蒙古部落，就能把拥有270万常备军的大帝国打得鼻青脸肿。是船不坚炮不利吗？是大明的科技落后吗？是将士的勇气不如人吗？
只要想想，二万多文官、十万多武官、五万多吏员一天到晚忙的就是迎来送往、吃吃喝喝，有空了往公文上写写“正在采取措施”——我们还指望能够战胜谁？
嘉靖年间，着种堕政愈演愈烈。有的衙门有了官缺也隐瞒不报，等有了合适的亲戚朋友再来顶上。有的官员到京接受考核，不先到吏部报道，而是去钻营门路，趟好了路子再说。有的官员对任命不满意，就称病不领文书，直至任命作废，再去活动好的职务。
张居正对此忍无可忍，于万历元年，推出了著名的“考成法”。考成，就是考核成绩，做了还是没做，必须查得一清二楚。
考成法规定，六部和都察院必须将所有往来公文登记造册，每月底注销一次（检查是否办完）。除了例行公事、不必考察的之外（比方贺岁奏章等），其他凡是需要查询、互商、回报、督促检查的公文，都要另外造登记册一式二份，一份送六科备查，一份送内阁备案。六科根据这个登记册逐一检查，到下个月底陆续完销（落实办结）。这样，就能确保绝大部分事情不会拖过两个月再办完。然后，每半年再汇总核查一次，如有拖延没办完的，要开列清单报给内阁，并下文件到部追查，部里要讲明原因。第二年的每个季度，六科都要再对上一年没办完的事清查一遍，直到查明完销为止。
各省如果有拖延办事的官员，由部院举报；部院注销不实的，由六科举报；六科有隐瞒的，由内阁举报。所有的公务，只要逾期未完，负有责任的官员名单都将上报给内阁，由内阁拟旨查问。无正当理由而不办的，要给以惩罚。
这就是“声必中实，事可责成”——说办就必须来实的，事情才能办得成。
形成如此一个层层监督的网络，内阁对下面的办事效率和进展情况，就心中有数了。六科也有了正经事干，没功夫去胡说八道了。
这个办法，看起来没什么神奇，不过是把一个鸡蛋竖了起来。
但是，堂堂大明朝200年，谁也没想起这个鸡蛋其实是可以竖起来的。
即使是聪明盖世的朱老皇帝，也只是制定了一套要求公文备案的制度，也没想起来要制定相应的落实制度。
朱老皇帝白当了一回农民，他居然会不明白，驴子不抽它是不走的！
考成法出来后，兵部率先执行，其他的部院纷纷跟上，效果奇佳。万历三年正月，凤阳、广东、浙江三地的巡抚因上年未办结事而被罚俸三个月，全国官员震动。万历四年，地方抚按中有63人未完成134事，为此，郭思极等人因未完成11事以上而被夺俸。万历五年十一月，户部分员外郎贾实等48人因渎职而被勒令致仕。万历六年，共查上年应办的137件事，有76人被查出逾期。
考成法，点石成金了！
张居正以一人的意志与权威，终于终结了庞大帝国无效的“空转”。《明史》称，考成法一出，“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万历六年户科给事情中石应该岳说：“考成之法一立，数十年废弛丛积、之政，渐次修。”万历时人沈鲤也曾说：“天下再无不奉法之吏，朝廷亦无制定了而推行不了的法律。”
张居正由此建立了极大的威望，中外无不瞻望其风采。
考成法为帝国的车轴加了油，张居正还对不大灵便的车轴也进行了修理。与考成法相辅相成的，还有以下几个措施——
首先是不拘一格选人才。
明朝的文官，出身有三种途径，一为进士、二为举人、监生、贡生，三为吏员。监生、贡生分别是由地方学官推荐，考入中央大学和省级大学的“大学生”。 吏员是通过服吏役而获得做官资格的人。明代农民、士兵家有两三男丁以上的，须抽一名能识字的到官府服役，为期三年，抄抄写写，跑跑总务。三年后，优异者可进入京城各衙门服役三年，而后就可做官了。这种做法实在堪可玩味——几乎是强迫普通的老百姓一定要做官了。
洪武年间，上述三类人都可当官。永乐以后，开始讲究文凭。“吏部用人专以资格”。提拔最快和能升到高位的，惟有进士；举人、贡生则多受限制，吏员更是不用提。部、院和地方正官，全部由进士出身的垄断（老百姓做官哪能那么容易）。
嘉靖皇帝曾经有意改正这一弊病，恢复“三途并用”，但实行了两年，各地巡按保荐上来的官员仍是“进士十之七八，举人百之一二，岁贡则绝不齿及”（《明会要》）。到了隆庆年间，更是发展到进士无论怎样的废物，都是一流人才。持有高学历文凭者，不分青红皂白都是香饽饽；文凭低一点的，则被视为无用之人。比如，进士出身的为政如果宽厚，往往被誉为爱民；若举人为政宽厚，则被斥为姑息养奸。进士为政严厉，被誉为精明强干；举人严厉，那就是暴虐无道了——天生的小媳妇，怎么也没个好！
此种选人办法，可谓比傻瓜还傻。其后果就是，一旦科举考中了进士，即大功告成，人人皆不再求上进，其中有卑劣的更是放纵自己，骄狂不可一世。未得到进士出身的，先天地就被定为劣等人才，注定升不上去，于是心灰意懒、得过且过。
这种“文凭才干”的选干制度，根本就不是激励机制，而是反激励机制。导致士人在考试前，人人皆思进取、想报国。一旦考完，中了进士的就不用再努力了，有恃无恐；未中进士的，前途无望，纷纷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两种人都缺少认真干活的动力，国家哪里还有什么可用的人才？
幸亏当时还没有什么“进士后”学制，否则连进士也要“贱如狗”了。
早在隆庆年间，高拱就开始了用人方面的改革，要求“授官之后，则惟考其政绩而不必问其出身”。张居正主持内阁后，并不因人废政，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主张“良吏不专在甲科（进士），甲科未必尽良吏”。曾有明文规定，推荐官员“毋得偏重甲科”。h t t p ： / / h i。 baidu 。 /云 深 无 迹
为了对付官僚群体对新的选拔思路的抵制，他对科道官员的推举干脆规定了比例：进士占四分之三，举、贡占四之一，确保总能有一部分优秀的举贡人才进入科道。对太常寺（礼乐司）、鸿胪寺（礼仪司）及五城兵马司（首都警备区司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