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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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崩”于乾清宫,圆满解决。

人总是要死的,但皇帝死了,人民总有天塌地陷的感觉。宫里一片忙乱,人人都像死了父亲一样。这时候,徐阶的位置就凸显出来了。

嘉靖先后有过三个皇后,被他吓死一个,废掉并“幽禁”死一个(别人不能再用了),还有一个他眼看着被火烧死,却没有让人去救(就是把无辜的曹端妃给杀了的那个方皇后)。此刻宫中等于没有主人,徐阶在这几天,暂时代替了全国人的“父亲”,请裕王入宫,办丧事,继位,“改元”,尊老皇帝庙号为“世宗”。时候都进蜡月了,太紧迫。

这次改元,是将“嘉靖”年号改为“隆庆”。转过年,就为“隆庆元年”了。不到半个月,换了新天,在有明一代里是最快的一次。换皇帝时,按例是等第二年元旦改年号,旧年号有时还要用很久。这次是逼到年跟前了,说换就换了。

徐阶还干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草拟遗诏。遗诏名义上是老皇帝的意思,顾命大臣执笔,但皇帝仅有一息尚存,遗诏的内容,都是首辅说了算。

这个遗诏实际成了徐阶对嘉靖朝政的一次拨乱反正。以先帝名义检讨了诸多错误,对“朝讲之仪久废”表示痛心;对“建言得罪诸臣”予以平反,活的要起用、死的要抚恤;对方士“查照情罪各正刑章”,也就是要杀要判:“斋醮工作”(原文如此)等劳民之事,全部停止。

以前那个胡闹皇帝武宗死的时候,也是由首辅大臣廷和起草的遗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工作”全都给废掉了。这次的情况很相象。

这个遗诏,并不是徐阶一个人写的。参与起草的,还有一个人。

谁呢?翰林院学士张居正。

此时的内阁,除了徐阶外,还有三个人,李春芳、郭朴与高拱。论资格、论才具,拟遗诏找他们三个哪个帮忙都行,犯不着找一个没入阁的五品官来掺合。惯例上,首辅忙不过来的文件,可以找阁僚、一般是次辅代拟。徐阶这一次的举动,可以说是完全坏了规矩,让人吃惊。而他的猫腻也就在这里。

找张居正参与拟遗诏,是一箭三雕:可以提高居正的地位,为他尽快入阁造势;可以在高拱和张居正之间起到微妙的离间作用,不至于出现张居正一旦入阁后跟高拱成了铁哥们儿的可能;还可以给高拱这个不吃素的一点小小的颜色看看。

徐阶的暗箱操作,果然达到目的。李春芳对此没有什么态度,高拱却气得几乎跳起来!原本以为不会怎样的郭朴,也有很强烈的反应。

高拱与张居正之间,从此就有了暗暗的裂隙,始终没有结成真正的联盟。

从更广的范围来说,这份遗诏的出笼,对徐阶来说,真不知道是得大还是失大。由于《遗诏》否定了嘉靖时期的弊政,揭示了新政的大致走向,且概括得十分到位,公布后“朝野闻之,皆号痛感激”(《明通鉴》)(|。。)。显然,它顺应了人心,给徐阁老带来了巨大的声望。甚至后世有人怀疑这是出自张居正的手笔,我认为也极有可能。

但另一面,遗诏对先帝的谴责,毕竟是对皇帝的不恭,这就预伏了日后有人借此发难的线索。

最直接的一个后果是,直接引发了高拱、郭朴与徐阶的严重对立。

徐阶在严嵩专权时期,曾经不得不忍辱负重,“肩随嵩者且十年,几不敢讲钧礼”(《明史…徐阶传》)。因之他对门派斗争深恶痛绝,在用人上小心谨慎,决心想消除门户之见,造成和平内阁。可是《嘉靖遗诏》一出,内阁就开始纷争不断。

隆庆一朝,先后共有九人入相。可以说,其中无一人是奸佞之徒。隆庆皇帝本人木讷、怠惰,“委政台阁”,自己不大管事,对待阁臣的进退处置,又十分的理智和宽容(这一点很难得)。“九相”虽有进退,内阁始终是强势内阁。本可以有一番大作为,一洗嘉靖时期的沉疴,但可惜,阁臣相斗,犹如车轮,使隆庆新政大打折扣,徐阶本人也不得不黯然离去,归乡后仍纷扰不断,一度穷途末路。

种瓜得瓜。徐阶玩的小计谋,坏了他的大布局。

但是目前还看不出什么。在这“嘉隆之交”,正是张居正青云直上的瞬间——好运来了,真是挡也挡不住。从夏秋间起,不仅徐阶常常造访翰林院,在徐阶的值班室——直庐,也能常看到张居正的身影。两人频频谋于密室,说得好听点儿则是运筹于帷幄。转轨前后的国家大事,张居正不仅了然于心,说不定还出了一些很具体的主意。

国之器也,练兵就在此时。长于张居正22岁的徐阶,对张居正的通透与沉稳显然真的是很赞许,渐渐有了依赖感。后来张居正回忆说:“丙寅之事,老师手扶日月,照临时寰宇”,而参与其事的,只有他张居正一人。

这个庞大国家的升沉,就在徐阶的股掌之间。而徐阶身边,无其他任何阁、部大臣。只有这个年仅42岁的异才。

人与人的差别,何其之大!正如张居正所说,今日帝国的官员“冠缨相摩,踵足相接”,“然而未必皆可与之言也”。酒囊饭袋辈,跟他们有什么可说的?

这实在是国家的不幸。本来,官员就是吃皇粮,为皇帝做事的。官员的生涯,应该是一种尽职的过程。官员在从政中应有一种以一己之力提升万民生计的乐趣。可惜的是,大明的官员,永远是庸碌的比尽责的多。庸官们把做官当成了一种享乐。官的涵义,成了权与利两个字。汲汲于贪贿,是逐利,把仕途看成了商场。热衷于加官晋爵,是恋权,在高人一等的感觉中才能体会到尊严。他们的人格就是官阶,将乌带换成金带、把金带再换成犀带,人格也就逐渐高大——比自己品级低的小官们的逢迎,就是尊严的基础。

张居正却是个异数,他在这些浊流中拔地而起。品级不高的他,以一个中级官员的身份与当朝首辅结成了莫逆,参与国家大局的运筹,赢得了远超过他品级的巨大声望。当年王世贞的一句话,可以为明证:“中外目属居正,谓必大用矣。”(《嘉靖以来首辅传》)

恩师提前为他铺好了红地毯。随着龙庆元年(1567年)元日的到来,这位深藏不露、智勇沉毅的未来之星,就要在龙虎风云的内阁登堂入室了!

吉星照我上殿阁】

岁交冬至,寒风凛冽的北京城,人心里却涌动着莫名的暖流。一条病龙终于升天了(龙驭上宾),冥冥中的机括忽然弹开,有些人压抑了许久的命运,必然急剧跃起。

在那个岁末,偌大的北京有三个人的命运,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让他们本人也头晕。首先一个,当然是裕王。在主持了父皇的丧仪后,他便有了一个新的身份:皇帝。因年号的关系,后人称他为隆庆皇帝,有时也叫他“穆宗”(其实这是他死后为他定的庙号)。

他再也不是一个“小心敬畏”、“朝夕危惧”、不受父皇待见的藩王了。在此之前,他这20多岁的藩王着实令人可怜。自从进入裕邸后,嘉靖“惑于二龙不相见之说”,怕儿子剋了老爹的寿,因此除了年节问安,再不与他见面。骨肉父子,却“生不得见,死不得诀”,大臣们都为他酸鼻子((《万历野获编》)。

中国人都喜欢多子多孙,老嘉靖却由于过于珍爱生命,忌讳儿孙到了畸形的程度。裕王生了儿子(就是后来的万历),也不敢向嘉靖报喜,甚至连小孩的名字也不敢取。

如此皇子,何如平民?

仅仅被冷落还罢了,地位又朝不保夕。他的生母已死,在皇帝身边没有奥援。比他小一岁的景王,其母尚在,条件比他好多了。嘉宾靖对景王“爱幸日异”,再加上小人为谋私利,暗地鼓动“夺嫡”,裕王怎能不日日活在恐惧之中?

当年连严嵩父子辈,也要来欺负,常常截留给王府的例行赏赐,有时一拖就是三年不发,裕王还得低三下四地去求严世藩。

如今这一切屈辱,一扫而空。他大步走上龙庭,威加海内外。

与他相关的裕邸旧人,也通通加官。这就是一个命运中的机括,张居正就是借这个机缘在官阶上得以一步三跨的。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说。

还有一个人的命运,也是天翻地覆。他就是人们首先要想起来的——蹲在大牢里的海瑞。

老皇帝驾崩,铁窗内的海瑞一无所知。提牢主事(监狱长)得知宫中遗诏里有“开释言官”的说法,便知道海瑞此番要重归大海了,前程未可限量。于是备了酒菜,与海大人共饮。

海瑞见牢头忽然这个态度,大惑,心想今明两天必是要押赴西市砍头了。罢罢,他生未卜此生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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