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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嵩的攻击来得相当之凌厉。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部落因边贸问题与天朝闹翻，大兵拿下蓟州，突破古北口，铁骑直薄北京城。明军溃败，九门被围，京师震恐。这就是著名的“庚戌之变”。当时防守北京的京军，在册的只有六万人不到，半是老弱，里面还不知有多少是空额。仓促间召集了约四万武举生员、街头流氓等防守。彼辈从未经过战阵，登上城头一看蔽天的烟尘，早吓得**了裤子。
严嵩在这个事件过程中，两次给徐阶下套，都被徐阶侥幸躲过，没有蹈夏言的覆辙。
兵临城下时，嘉靖曾征询严嵩和徐阶的意见，严嵩借故这是边贸问题，向礼部（也就是徐阶）推责任。徐阶没办法，只好献上了一条缓兵之计。他认为蒙古军孤军深入，长不了。先问俺答要什么，咱们就答应给什么，拖一拖再说。
瞎猫碰上死耗子，这缓兵之计居然就奏效了。俺答在各地开来的勤王军队压力下，退去了。徐阶也因此安然无恙，而且还在皇帝面前赢了几个点数。
还有两件事也很悬。一是请求早立太子事，一是安葬已故皇后事，不知怎么触怒了上心，徐阶险些又一次被驱逐。严嵩已经兴奋得在那儿摩拳擦掌了，但徐阶的认识转得非常快——皇帝圣明！皇上您说的，那才是对的。
柔术到底还是有用的！皇上不再追究了。
不过风浪也实在是太紧，徐阶只有万分小心。于是他更加兢兢业业撰写青词，将功补过。他很清楚，做这些于国于民没用的事，反而比做有用的事更能让皇帝高兴。此外他毕竟不像夏言那般刚直，平时宽以待人结下的善缘，也使他有了一层无所不在保护网。无论嘉靖走到哪里，都会听到有人说：徐大人这人，为人不错！
这事情就这样无可理喻——领导有时候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对下级的评价，并不是出自观察。他喜欢听舆论。随便什么赶车的、端水的、送文件的小角色，说一句某某人好，就能影响他对一个人的看法。
徐阶便因之有福了。皇帝的气总算消了，危机得以度过。
严嵩当初扳倒夏言，用了十年光阴；如今徐阶与严嵩暗斗，也用了十年工夫。徐阶的法子，是“内抱不群，外欲浑迹”，他把最终的政治目的深藏起来。对严嵩，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玩起了太极推手。
徐阶日日面对咄咄逼人的严首相，采取的是“委蛇”策略，跟智退俺答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也许是由于官场太险恶，也许是夏言的教训太惨痛，徐在一些事情上做得有些过，后世总有人呶呶不休。
因为严嵩极重乡谊（夏言除外），徐阶就以避倭寇为由，特意在严嵩的原籍江西南昌建造府第。把户籍迁到江西去，与严大老爷攀上了乡亲。他还把自己的孙女送给严世蕃做小妾（一说是送给了严世蕃之子），用起了和亲政策。两家既然成了姻亲，严嵩对徐阶的冉冉上升便“坦然不复疑”——老滑头也有中招的时候！
这胯下之辱且咽下，来日再算总账。
徐阶比较喜好经世之学（即“经世致用”。“经世”有时也写作“经济”，即“经国济世”），他还是有一番大抱负的。当日社会，正流行阳明之学，徐阶虽不是阳明先生的学生，但他的朋友中，不乏阳明先生的弟子，因此耳濡目染，“外示人以名节，内济之以权术”，玩得很圆熟。
在这点上，我们不能苛责古人。
当今在世上谋生谋职的各位，环境再恶劣，尚且没有斧钺加颈（就是掉脑袋）的危险，可我们能有多少人敢于直言？敢于疾恶如仇？各位还不是要常常动用脸上的微笑肌肉？
况且徐阶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对手。
严嵩的奸诈与“横”，是史家给予评定的。要取仇家的脑袋，或以他人性命做赌注，不过举手之劳。
俺答兵犯京畿的这回，就有人为他送了命。当时兵部尚书丁汝夔向严嵩请示如何办，严嵩授意不要动真格的，北虏抢够了自然会退走。丁照计而行，让各营停战。敌兵在城外杀掠一通，果然退走了。那时宦官的家产多在城外，损失至为惨重，因此他们围着皇帝哭天抹泪，要个说法。皇帝为之震怒，追究下来，逮捕了丁汝夔。
丁汝夔慌了，连忙嘱家属向严嵩求救。严嵩告诉来人说：“老夫尚在，必不令丁公屈死。”丁于是宽了心，把停战的责任全部揽下。
却不料严嵩在嘉靖面前谈及丁汝夔，嘉靖勃然变色：“汝夔负朕太甚，不杀汝夔，无以谢臣民！”几句话吓坏了严嵩，只好踉跄而出，不发一言——天要下雨，我可管不了啦！
待到弃市的圣旨下来，丁汝夔被绑赴法场，他才知道不好，大哭道：“贼嵩误我！贼嵩误我！”
可惜，明白得太晚了！严嵩老贼，误的岂止是一两人的性命。
朝中的事如此波诡云谲，张居正此时又在干什么呢？俺答袭北京的那年，这位青年才俊正值庶吉士毕业，请假回家探亲数月，春去秋归，正赶上这件震动全国的事变。
国家的危亡，君主的善变，权臣的翻云复雨，给他上了一堂最生动的政治课。
我们后人推测：他不能不有所悟！
就在朝上严、徐掐得正激烈的时候，徐阶开始注意到了翰林院里的这位“沉毅渊重”的张居正，不禁深表赞赏。他是有慧眼的人，走政治的棋，会想到后面的很多步。于是，有意结纳这个年轻人。
《明史》上载：“居正为人，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用当代的话说，这人就是仪表堂堂，冷峻、孤傲、有内涵。
在混沌的官场之上，这实在是够醒目的。
当时严嵩猜忌徐阶正深，好多与徐阶关系还不错的人，不免要躲躲闪闪。但张居正不，他堂堂正正，既与徐阶亲善，又与严嵩往来，决不鬼鬼祟祟。如此一来，徐阶自然是大为感叹，而严嵩也不以为杵，反倒是很器重这天马行空的后生。
这也许就是天生的政治异秉吧？当代有人评论说，要做到这一点，非有很深的道行不可。以今天职场的经验观之，确实是不易。单位里如果有非黑既白的两派，想左右不得罪，难矣哉！
我想，张居正固然是以光明磊落走稳了这钢丝绳，另一方面，跟严嵩毕竟是个才气颇大的文化人有关。对张居正，他多少有些惜才，没看到更深一层，不过将小张看作是个词藻华丽的文人。
张居正呆在翰林院里，从表面看，也确实只做了些无聊的马*颂扬文章，比方《贺灵雨表》、《贺瑞雪表》、《贺元旦表》。这样的东西，严嵩也得经常写，有时他懒了，就叫张居正代拟。
做这样的文章，如何才得以经邦济世？这样憋闷的日子，何时才是个尽头？”院里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树。”——这一段时间里，张居正必也有鲁迅在教育部做小吏时的苦闷，他险些走了另外一条路。
嘉靖三十三年，到了而立之年，一切皆茫然。他曾经娶妻顾氏，却早亡。不久又娶王氏。但内心创伤仍难复，即使丧妻一年后，他“偶读韦苏州伤内诗，怆然有感”！
这一年，他忽然萌生退意，坚决告病假，回了江陵。他无法面对“师翁”，临走前，只给徐阶老师留了一封信，劝老师也退了算了：“遗世独往，不亦快乎？”
面都不见就走了，这学生是够固执的。书生气毕竟未脱干净啊！徐阶比张居正老道得多，他不会激愤。在官场，激愤有什么用？能做的，就只有蜷伏。日久生变——时机是等来的，两下里的较量，有时就是耐心的较量。
但他对张居正并不失望，他仍然要等待，包括等待张居正的归来。
张居正这次告假，既是对混沌世局的不满，也有避祸的念头。他深感“荣进之途，甚于榛棘”，仕途不是那么好走的。他告病的前后，正是著名的直谏忠臣杨继盛上书嘉靖，参劾严嵩“十大罪状”、“五大奸宄（ɡuǐ）”之时。
直臣杨继盛的下场非常惨烈。
这位一根筋的杨老先生是张居正的进士同年，时任兵部员外郎。他挑战严嵩，几乎等于飞蛾扑火。忠勇固然可嘉，可是旁观者看了，很难不胆战心惊。就在张居正告假的第二年，系狱已两年的杨继盛，被严嵩阴险地借皇帝之手杀死。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句闻名于当世的话，就出自这位硬汉。勇士留其名，千百载后都会有人叹服。他当时固然没有改变得了什么，皇帝下诏杀他，也只不过就当捻死了个虫子。大明天下几乎烂透了的道义，他一个瘦弱的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