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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学史-第2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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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衣互覆五更寒,铃语遥遥梦转安。一笑车箱稳如屋,闭门终日坐相看。
夫妇间的相互爱怜与爱慕,本只是私生活的内容,但诗人觉得这是美丽而动人的,便坦然地把它写出来。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和社会的习俗及伦理教条相背,差不多同时写成的《斑竹塘车中》,先以“车中妇美村婆看,笔底花浓醉墨匀”来夸耀妻子的美丽和自己对这美丽的倾倒,接着便说:“理学传应无我辈,香奁诗好继风人。”以自来被鄙薄的香奁诗人的身份鄙薄自以为是的理学家,很明显地表现出与社会文化传统相对抗的姿态。
乾隆朝还是清代所谓“全盛”时期,但敏感的文人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个时代的沉闷和缺乏生气,以及个人的创造力所遭受的压抑。张问陶《芦沟》诗中写道:“茫茫阅世无成局,碌碌因人是废才。往日英雄呼不起,放歌空吊古金台。”
“无成局”是说社会政治与文化状态的萎靡,“是废才”则是自哀和自责。而向往自由的精神,常常借着飞动的意象呈现出来。像《出栈》诗所写“送险亭边一回首,万峰飞舞下陈仓”,《醉后口占》所写“醉后诗魂欲上天”,都是渴望挣脱束缚的意志的写照。又像《过黄州》:
蜻蛉一叶独归舟,寒浸春衣夜水幽。我似横江西去鹤,月明如梦过黄州。
也是自由飞翔的意象,虽然意境是寂寞而幽寒的。这种精神的跃动不安,在袁枚诗中还较少看到,而到了龚自珍诗中,则又有更兀傲有力的表现。从袁枚、赵翼到黄景仁、张问陶再到龚自珍,对自我的重视和精神扩张的欲望,确实可以看作是一个连贯发展的过程。
在语言艺术上,张问陶的诗大都写得清浅灵动,追求“百炼功纯始自然”(《论诗十二绝句》)的境界,与袁枚一脉相承。
乾隆后期至道光初期的诗人,尚有黎简、洪亮吉、彭兆荪、舒位、王昙等,不一一介绍。至于最为重要的龚自珍,将在本章之末专立一节,将他的文学思想和诗、词、文合并来说。

………………………………………………
第二节 清代中期的词

浙派词的势力从清前期延伸到中期,厉鹗继朱彝尊成为其支柱。厉鹗论词,曾以画为譬,“画家以南宗胜北宗”,而在词中,辛弃疾、刘克庄诸人为北宗,周邦彦、姜夔诸人为南宗(见《张今涪红螺词序》),抑扬分明。其意大抵承自朱彝尊,认为清婉深秀胜于慷慨豪放。他的词作以纪游、写景及咏物为多,音律和文辞都很工炼,选取的意象大抵华美而幽冷。与朱氏有所不同的地方,是他的词中特多孤寂的情调,这种情绪在寻求宣泄时,会形成自我的扩张,使词呈现壮奇之趣。如《齐天乐·吴山望隔江霁雪》:
瘦筇如唤登临去,江平雪晴风小。湿粉楼台,酽寒城阙,不见春红吹到。微茫越峤,但半沍云根,半销沙草。为问鸥边,而今可有晋时棹?清愁几番自遣,故人稀笑语,相忆多少。寂寂寥寥,朝朝暮暮,吟得梅花俱恼。将花插帽,向第一峰头,倚空长啸。忽展斜阳,玉龙天际绕。
另外像写月夜富春江之游的《百字令》也有这种特点,“风露皆非人世有,自坐船头吹竹”;“随流飘荡,白云还卧深谷”,都描画出作者出俗的意想。这构成厉词的一种特色。
浙派词自厉鹗之后,虽仍保持一定影响,但声势已不振。
这主要是因为包括朱彝尊、厉鹗在内的浙派词人,取材的范围都比较窄,对于意境的追求也比较单一,他们又喜欢写咏物词借以表现音律与辞藻之长,这些特点本身容易造成内容和风格的重复;在才力不足的词人手中,更容易走向枯寂、琐碎。在此种状况下,浙派后期词人吴锡麒,郭麟等先后试图通过对浙派传统理论的变通以求挽转委顿的态势,但并未造成很大影响。嘉庆年间,张惠言用经学方式提高词的身份,别张一帜与浙派对立,它更难以与之相抗衡了。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江苏武进(今常州)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他是一位经学家,并以词和散文著名,是当时“常州词派”和古文中“阳湖派”的首领。有《茗柯文编》、《茗柯词》,另编有《词选》,代表他的词学观点。其《词选序》中所述主张,最根本一点是提出词和诗一样要讲求比兴、要有寄托,“要其至者,莫不恻隐盱愉,感物而发,触类条鬯,各有所归,非苟为雕琢曼辞而已”。从这一种标准来看,他认为宋亡以后“四百余年”的词家,都是“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者也”,这当然也包括了风行一时的浙派词。他是怎样来指明门户的呢?
《词选》共选唐宋词人四十四家,而序文特加称许的,在唐为温庭筠,在宋为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辛弃疾、姜夔、王沂孙、张炎。这个名单初看很难找到明确的共同点,但张氏自有解说。他最推崇的是温庭筠,而原因是在他看来温词种种美人香草的辞面都只是比兴,内中隐有深微的大义(这实际是经今文学的解释方法)。而宋之八家,都还有缺点,即“不免有一时放浪通脱之言出于其间”,要注意辨别。所以他虽选了苏、辛,但主要是选其含蕴委婉之作。这样,张惠言把词的正格规定为一种通过比兴手法表达“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并讲究文辞之“深美闳约”的体式。这种带有经学气息的词学理论,看起来似乎可以纠正浙派词的某些弊病,其实它所指引的路径更为狭窄,在感情的表现方面也更为收敛和隐晦。但由于张惠言的影响,这种理论一度相当风行。
张惠言的词作,文字简净,少用华艳的辞藻和典故,抒情写物,细致生动,词旨在若隐若显之间。他的《水调歌头·春日赋示杨生子掞》五首,前人颇多称颂,下面这首《木兰花慢·杨花》也很有名:
儘飘零尽了,何人解、当花看。正风避重帘,雨回深幕,云护轻幡。寻他一春伴侣,只断红、相识夕阳间。
未忍无声委地,将低重又飞还。疏狂情性,算凄凉、耐得到春阑。但月地和梅,花天伴雪,合称清寒。收将十分春恨,做一天、愁影绕云山。看取青青池畔,泪痕点点凝斑。
和张氏大多数词作一样,这首也包涵了一种物华衰残之哀。或许这一类词确实隐埋着什么特别的人生感想,但所谓“风骚之旨”究竟是什么,是无法寻得头绪的。只是杨花所象征的那种不甘零落而终究零落的命运和悲凉情绪,还是可以体会。
与朱彝尊、厉鹗的词作相比,它的感染力显然差得多。这种若隐若显的写法,虽可以作为多种风格中的一种,但如果要求所有的词都这样来写,单调和重复将不可避免。张惠言一生作词不多,恐怕就与此有关。
通行本《词选》后面,附有郑善长所编《附录》一卷,收张惠言、张琦兄弟及黄景仁、左辅、恽敬、钱季重、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金应珹、金式玉和郑善长自己的词,他们中除后三人为安徽歙县人外,其余都是常州(武进、阳湖)人,因此他们被称为“常州词派”,但这些人中,黄景仁、钱季重早逝,恽敬、李兆洛、陆继辂等为阳湖派古文家,并不以词名,堪称张氏羽翼的是后三人,他们都是张氏的门生。但他们在当时并没有多大影响,真正进一步推衍常州派理论而有重大影响的,是稍后的周济。
周济(1781—1839)字保绪,一字介存,晚号止庵,江苏荆溪(今宜兴)人。嘉庆进士,官淮安府学教授。有《味隽斋词》、《词辨》、《介存斋论词杂著》,并选有《宋四家词选》。
周济早年曾随张惠言的外甥董士锡学词,但他与继承张氏衣钵的董氏之说“或合或否”(《味隽斋词自序》),对张氏的词论也提出了不少修正的意见。其一,张惠言提出词体与“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词选序》)相近,因此词与诗赋有同样的价值,这掀起了词史上所谓“尊体运动”。
周济更提出“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介存斋论词杂著》),进一步强调了词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其二,张惠言重比兴寄托,但如以他在《词选序》中的“指发幽隐”之说为准的话,实在是很容易把词写成谜语。周济也强调寄托,但在讲“非寄托不入”时又讲“专寄托不出”(见《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要求超然于事象之上,使“灵气往来”(《介存斋论词杂著》),这就避免了把词中的意象、文辞变成一种隐晦的“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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