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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兼并、关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颁布金融统制的种种法令等手段，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军需工业。
1944年1月起，日本政府开始实行“军需企业指定拨款制度”和军需订货预付价款制度，使军需企业随时可以从指定的特定银行得到拨款和预付款。据统计，1944年度飞机、造船、机械等3个超重点军需工业部门的流动资本总额中，预付部分经常占50～70％。这样，各军需企业接受的军需订货实际上已远远超过它们的生产能力。依靠这种超重点生产的手段，日本陆海军兵器的产量一度急遽上升。与此相反，人民生活必需的轻工产品的产量，却逐年减少，棉布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30％，生丝的产量，1943年比1941年减少44％。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预示着日本战时经济体制的必然崩溃。
（二）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
日本的战时经济体制，除集中资金和原料于军需生产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劳动力被大量征用到军需工业部门，并将已经实行的强迫劳动制度扩大化。征用到军需企业的劳动力主要是农村中的广大青壮年农民和城市中非军需生产的中、小企业的职工，以及下层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被征用的青壮年劳动力，都被安置在指定的军需企业里，在宪兵监视下从事强迫劳动。全日本被征用的劳动力逐年增加，1941年是31。1万人，1942年增加到62。3万人，1943年猛增至132。3万人，1944年又增加到155。2万人。
由于可能征用的劳动力人数已接近最大限度，1944年4月起，日本政府采取了另一个措施：废除关于动员学生到战时劳动部门从事劳动的禁令，把成百万学生分配到军需企业从事武器生产劳动，一天劳动时间长达10小时，劳动报酬不仅低于一般工人，而且不直接支付，实行强制储蓄，待到毕业时通过学校一次付给。动员妇女到军需企业从事生产劳动，日本政府本来有一些保护性法令，禁止妇女从事夜间和危险性劳动。
但是，1943年以后，这些法令逐步被废止，通过发布“劳务调整令”，规定17种特定职业可以由妇女代替男子，并成立“女子勤劳报国队”，强制妇女从事军需生产劳动。1944年起，将“女子勤劳报国队”改称“女子挺身队”，强制12岁至39岁的未婚妇女全部加入，与男劳力一样，被固定在军需企业里从事劳动。
此外，日本法西斯还从其在中国、朝鲜的占领区内掳掠大批青壮年劳力，强制驱赶到日本的煤矿等地，从事劳动强度最大，最脏，最险，类似奴隶的劳动，直至被折磨致残、致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掳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去当苦力这一事实，直至1994年6月22日，日本政府才首次公开承认，这一天，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川岛在国会参议院答复议员质询时承认，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受其政府指示，强掳大批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当劳工。据日本外务省在日本投降后向政府写的一份远被缩小了的“中国劳工”问题的报告书中记载：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强掳38915名中国青壮年到日本充当劳工，其中6830人惨死在极为恶劣的劳动条件下。＇据新华社东京1994年6月22日电讯。＇
强迫劳动制度的发展，是日本法西斯、日本军需垄断资本家在军需生产过程中对本国的征用工、学生、妇女实行强迫劳动和对被掳去的中国人、朝鲜人实行残酷奴役不断加强和酷苛化的过程。随着这个过程的深入，劳动者对日本法西斯和垄断资本家的抵抗也逐步发展和扩大起来，缺勤和怠工现象普遍出现，劳动生产率日益低落。《朝日新闻》1944年10月19日报道：爱知县的全部飞机制造厂工人的平均缺勤率达65％。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严重低落，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长年对外侵略和它在军需生产过程中采用强迫劳动制度，残酷剥削工人的必然结果。
（三）农业凋敝
由于侵略战争的延续，日本农业受到的破坏一年比一年严重。
首先，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
由于连年征兵，军需企业征闲工人，大批劳动力从农业生产第一线被调往军营、军需工厂，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村劳动力从1940年的662万余人减至667万余人，锐减近百万人。当时，日本农业机械化程度还相当低，绝大部分农业劳动还是靠人工操作。劳动力锐减，就严重影响大部分农田的耕作。
其次，由于日本产业结构的畸形发展，农用肥料和衣机具的产量大减。
农村对农田肥料和衣机具的需求量远远不能满足，化肥的配给量逐年减少，从1941年至1944年，氮减少20％，磷酸减少25％，钾减少90％，农业机器供应量严重不足，碾米作业因缺乏动力燃料、无法运作。到1944年底，全日本农作物单位商积产量逐年减少，耕种面积也不断缩小。据《日本统计年鉴》记载，稻米的单位面积产量，1944年比1942年减少25。6％；耕种面积（町），1944年比1942年减少5。839％。
第三，海上运输线断绝，从海外进口粮食发生严重困难。
据《日本统计年鉴》中《生产》、《需要》两部分记载：1941年全日本进口稻米15681千石。其中从中国台湾掠夺1702千石，从朝鲜掠夺5235千石），1942年降至7226千石（其中队中国台湾掠夺1638千石），1943年降至4800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 鲜掠夺所得），1944年降至1572千石（全部是从中国台湾、朝鲜掠夺所得）。
粮食危机日益严重。日本从1941年起就实行粮食配给制，当时规定成年人每天每人330克。到了1943年，这个定量已难以维持，不得不掺以杂粮，稻谷的春米率也由最初的七分舂，下降到五分舂，甚至二分舂，最终只售给去壳的糙米。由于粮食短缺，副食品也随之减产，蔬菜、鱼、肉十分匾乏，1944年起也全部实行配给制。
农业调敝，日本人民生活越来越困难，军队士气越来越低落，工人出勤率越来越低下。
（四）战时经济体制的崩溃
军需企业的超重点生产，一时间虽曾使日本的煤炭、生铁、电力、钢材、铜材以及铝等产量骤然增长，于1943年底达到顶点。但是，种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也同步增长，同时达到了顶点。进入1944年，缺乏资源、没有基础工业支持的军需工业的产量开始锐减。以钢材为例，1943年的年产量为782。4万吨，1944年降到591。6万吨，锐减24。39％；生铁的产量降得更多，1943年的年产量为441。6万吨，1944年降到279。6万吨，锐减36。88％。＇联合国：《统计月刊》第6期，1950年，盟军总部：《日本经济统计》1948年3月。＇？？ 其他，如铜材、铝、水泥的年产量，以及发电量也出现锐减。
日本原来就是一个自然资源比较贫乏的国家。日本法西斯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一直采取“以战养战”的方针，依靠掠夺中国的资源和财力来发展和支撑日本的战争经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又巧取豪夺印度尼西亚、马来亚等国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由于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坚持不懈的抗日战争和反侵略斗争，日本法西斯的掠夺计划不断遭到破坏。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整个战局越来越不利于日本法西斯，日本从中国和南洋各国的搜刮和掠夺也急遽减少，更加无法解救日本战争经济层出不穷的困难。据统计，1943年日本从国外掠夺的煤炭是603万吨，1944年减至314万吨，锐减47。93％。铁矿石减少更多，1943年掠夺367万吨，1944年减至167万吨，锐减54。49％。原油和精制石油也减少很多，1943年掠夺1456万桶，1944年减至704万桶，锐减51。65％＇［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第52页。＇。基本原料的严重减少，使不少军需企业的产量一落千丈，有的不得不关闭或停产。
与基本原料严重匾乏相关连的是日本战时经济体制本身的痼疾。日本法西斯依靠掠夺中国和亚洲其他各国的资源，搜括本国人民的血汗来不断地扩大武器的生产，又不断地在战场上消耗掉。随着侵略战争规模的扩大，持续时间的增长，这种消耗也越来越大。军需产品消耗在战场，不可能回收资金扩大再生产。消耗越多，要求投资也越多。日本法西斯不惜极度压缩民用工业，抽调资金、原料和劳力来填补军需工业，甚至连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基础都被挤垮。1944年度日本直接军费竟达735亿日元。这种“竭泽而渔”的办法，最终使日本的财源枯竭，通货极度膨胀，财政经济一败涂地。
与上述病疾同步发生的是，无休止的征乒，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