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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至1943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了3次“精兵简政”。山东分局机关的人数由1942春的180余人减至不足50人；八路军第115师师直（包括后勤、医院、工厂）减为1200人，过去1支枪掩护5个人变成了2支枪掩护1个人，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的比例产生了根本变化；山东军区连同司政各部机关、警卫、电台及勤务人员减至200人；鲁南、鲁中军区均精简了2/3。
精简后，胶东地区脱产人员由10万降为6万。除鲁南脱产人员超过3％以外，山东各根据地的脱产人员均降至3％以下。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12月下旬起，即展开“精兵简政”工作。
至1942年3月，晋西北军区第一次精简整编结束，全军区主力部队由39000余人减至35000余人。旅、纵队以上机关人数与团以下部队人数的比例由1： 1。7改为1：2。晋西北行署也于1942年3月试行简政工作，按裁减缩并原则减少了部分马匹和勤杂人员。晋绥分局和晋绥军区成立后，再次部署进一步“精兵简政”。
1942年10月，中共晋绥分局召开高于会议，要求主力部队缩编单位，合并后方，调整机关，充实连队，并调整军分区区划。全部主力军应缩减至27000人以下，地方武装以4500人为限。会议还规定了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的具体精简要求及编余人员的处理原则。随即，晋绥军区部队实施了第二次精简。精简后的团以上领导机关人贝由9151人减至3580人，其中军区、军分区两级机关人员由7132人减至1754人。军区部队主力军由30000人减至25000人，地方武装由6520人减至5000人。同年11月，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学校也根据分局会议精神进行第二次精简。分局和行署依据简政原则对边区行政区划作了新调整：3、4专署合并为3专署，岚县划归3专署；5专署委托绥察行署代管，5专署东四县办事处撤销，5、9地委合并为5地委，朔具划归5专署；7、8地委合并为8地委等。机关人员由15000人减至7000人。
在华中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4日，毛泽东就华中“精兵简政”问题写信给陈毅，指示说：“看了关于精兵简政的电报，使我们明了华中全情况，这是很好的。……但有一点须请你注意，即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明年必是非常困难的一年，其困难程度为目前许多人所不能想象，高级领导机关必须预为计及。……华中情形虽略有不同，但总方向是相同的。此事请你预加考虑，到年底或明春作一通盘计划，达到精简目的为盼。”＇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5页。＇
1942年9月，华中局军分会发出关于“精兵简政”的通知，要求华中各根据地应以精简为冬季工作的中心，分三期实施“精兵简政”。
第一期为政治教育和动员。各地党政军自上而下地进行教育，使之了解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目的、意义；
第二期为调查研究与计划布置。发动地方党政和部队广泛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各自的执行方案，订出自己“精兵简政”的具体计划；
第三期为确定方案，总结与交换经验及彻底完成精简计划。
通知还提出：“在精兵方面应注意在提高部队质量与加强战斗实力的原则下，调整编制，缩减编并某些单位，充实连队，规定战斗人员与直属队人员数目及比例（连队六与一之比，直属队四与一之比），严格紧缩后方机关，减少人员马匹，抽调一批有相当能力的地方干部到地方军及群众中工作。在简政方面应注意在紧缩行政机关，提高行政效率的原则下，裁减机关，合并单位，达到各级短小精干适合敌后游击战争环境，严格遵照政民脱离生产干部及杂务人员不得超过居民百分之一的规定，减少大批杂务人员马匹及伙食单位，……”＇江苏省财政厅、档案馆等编：《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第1卷，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81～83页。＇
华中各根据地党政军依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华中局的部署，先后进行了“精兵简政”。
通过“精兵简政”，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鱼大水小”、“头重脚轻”的状况得到了根本扭转，成功地解决了机构庞大和受到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更加适合游击战争的需要，同时，大大减轻了人民负担，进一步密切了党同群众的联系。
第五编 渡过难关（1941。1～1943。6）
第二十八章 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斗争
第三节 开展整风运动及加强共产党的一元化领导
一、整风运动
整风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党的建设方面进行的一次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经过整风运动，全党思想高度统一，团结大大加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进一步深入，为党领导人民战胜严重的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井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会议还指出：“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
为了执行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学习问题的决议，1939年2月17日，中共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部，领导和组织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运动。六届六中全会后，为大力开展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国社会、中国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学习和研究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探索中国革命运动的基本规律，毛泽东、刘少奇等先后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论共产党员修养》＜1939年8月＞等一系列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贯穿着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精神。这个时期，中共中央还先后于1940年1月3日和2月15日，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和《关于办理党校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都必须把干部的学习、教育放在重要工作地位上，各根据地均应以加强干部的马列主义教育为目的，办理党校。
这时，在延安参加学习的高级领导干部有120多人，核心组有40多人。
其他地区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学习。为了领导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毛泽东同志用了半年多时间主持编辑了党的历史文献《六大以来》，以供党的干部学习。同时，中央还规定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使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地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出正确的结论。学习进行了4个月后，为进一步推动高级领导干部的整风学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了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问题，指出过去错误路线的思想根源，主要在于理论和实践相分离的主观主义倾向，并着重阐明了马列主义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理。
1941年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