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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汪精卫、陈公博赴日签字缔结《日华同盟条约》，该条约有“为维护日本及中华民国两国间永久的睦邻友好关系，相互尊重对方主权及领土完整”，“日本国和中华民国为确保大东亚之建设和安定，应相互密切合作进行各种援助”，等等。在附属议定书又写道：“日本国承诺，两国间实现全面和平并结束战争状态之时，将撤走派遣到中华民国领土内的日本国军队。日本国放弃根据庚子事变的北京议定书及有关文件所获得的驻兵权。”＇堀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吏》第684页。＇
这一条约签定后1940年《日华基本条约》连同其附属文书“一同失效”。两个条约相比，同盟条约作出了更多的“让步”，宣称要放弃驻兵权，废除日本时华北、蒙疆、长江三角洲地区及华南沿岸岛屿等地带的特殊要求，关于中国政权组建问题作为内政处理，日本不再坚持让重庆政府“屈服”等等。日本试图以此为奄奄一总的傀儡政权输血打气，鼓起随主子摇旗呐喊的劲头，并使其更具有欺骗性。
日汪合演所谓归还租界、放弃驻兵权、废除冶外法权的闹剧后，还大肆展开欺骗宣传活动。日本大力宣传解决了日中间多年来的悬案。汪政权也吹嘘“交还租界”和“撤废治外法权”是“中日亲善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褚民谊讲话，见1941年3月5日上海《中华日报》。＇
汪精卫发表声明，声称已经取得了巨大外交胜利，对日本恩典由衷感谢。
“新政策”所说提高汪政权政治地位，实质上是无法兑现的。汪政权虽名义上是关内日占区最高政权，由于日本推行分治合作原则，管辖范围仅及南京附近“点线”，汪政权企图通过参战而增强力量，对各地分治政权实施统一，但蒙疆、华北等各系统伪政权都是日军用刺刀扶植起来的，绝不会听命于汪政权。另外，自1942年大批国民党军队降归于汪政权，汪伪军事力量虽表面膨胀，实质上降军割据一方，同汪只有名义上的归属关系，都受日军调遣。所以汪政权的统一之梦是无法实现的。
（二）加强对华经济掠夺
日本的资源与市场严重依赖海外，发动战争的经济目的十分明确。
1940年7月27日大本营通过《时局处理纲要》，强调“应从对英美的经济依赖态势中摆脱出来，以日满华为骨干，大致以印度以东、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为组成部分，确立经济自给体系。”＇〔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68年版，第57页。＇
日军按既定方案发动太平洋战争，对广大地区实施军管，在“大东亚共荣圈”的名义下实施经济掠夺。
1942年1月21日，东条在第79次议会上发表演说：“指导帝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战略据点，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归我方管理和控制之下。”＇《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90页。＇
2月6日，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讨论日本对外经济问题，28日，联席会议通过《应如何使用帝国资源》的计划决议。将中国、朝鲜和西南太平洋地区划入日本的“资源圈”，印度和澳洲为“补给圈”，强调：“本资源圈应以大东亚新秩序建设为骨干，期望帝国战争力量划时期的充实和扩大。”＇〔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3），第487页。＇
由于日本对东北侵占和统治时间较长，部分完成了在该地区的经济计划，支持了日益扩大的侵华战争，“在亚洲大陆地面部队作战的装备物资补给，大部依赖满洲的工业”。而华北等地除武装劫掠之外，由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深入，殖民生产发展十分有限，统冶形势日益恶化。为支撑越来越大的战争消耗。日军不得不大量动用储备物资，使战略物资储备已大部消耗殆尽。
因此，日军不但企图在南方各地强化经济凉夺，还制定详尽的计划以便更残酷地实施对华经济掠夺。
1942年12月21日，御前会议制定《为完成大东亚之处理对华问题根本方针》，规定：
“1、当前时华经济施策，以增加获取为完或战争所必需的物资为宗旨，重点开发获取占领地区内的重要物资，并积极地获取敌方物资；
2、经济政策之实行，在力戒日本方面的垄断之同时，发挥中国方面官、民之责任与刨造精神，由其积极的对日合作取得成果。”＇《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册，第580页。＇
翌年缔结同汪精卫政权的《日华同盟条约》强调，“有关战争朝间重要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使其充分满足帝国的要求。”日本大东亚省大臣青木一男说：“就处理敌产来看，当地都是‘抄来主义’，即租界虽然交还，但仓库、房屋等凡是比较值钱的东西都一律抄来的思想。这样租界里就将一无所存，这种交还方法，民心也就不能不叛离”。为改变这种露骨的“抄来上义”，日本又采取了变相劫掠的“购买”等办法。
日本的对华经济掠夺实际上已达到疯狂的程度，在对华北的原材料掠夺方面，如果以1939年输出数字为100，到1942年则增加为：煤169，铁矿石900，盐265，棉花289，其中仅1940年，日本从华北运走煤450万吨、铁矿石约30万吨、棉花42。8万担。日军战史也记载：“随着战局的发展，对民众生活更加紧了压迫，逐渐出现了各种困难问题。”尽管如此，日军仍通过《剿共指针》等各种文件，强调“取得对华所需物资”，要求事项有：
“一、为完成大东亚战争，要求中国提供大量的各种物资，将对民生发生重大影响。因此，必须考虑努力贯彻中国参战的意义，并根据对华处理根本方针的精神，由中国方面负责设法保证供应所需的物资。
二、要求中国提供的物资，区分为：在中国取得的陆军军需；由陆军运回日本的物资（陆军供给日本的军需物资）；在中国取得的国家短缺物资（供日本的一般物资，以及在中国取得供当地军用的陆军军需物资）。
三、日本要求提供的主要物资为：煤、矾土、萤石等地下资源及普通生铁、氧化铝、盐等工业品以及棉花、麻、油料资源等土产物资，要依靠各种机构进行开发和收购。
四、要求中国供应的物资，为了完成大东亚战争，必须绝对予以确保，而且应看到，随着战局的激化，所需数量必将逐渐增大。
五、粮食、棉花是华北土产物资中最重要的物资，其收购的成败，直接对完成战争及重要产业的生产具有极大的影响。因此，军队对此等物资的收购政策，必须经常给以强有力的妥善的支援。……。”而对于蒙疆地区，则要求“最大限度地对日本提供重要国防资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2），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380、382页。＇
在江南地区，由汪精卫政权配合，日本规定了物价管理政策，设置了全国商业统制会、物资统制审议会和物资调查委员会等组织，在商业统治会下面分设棉统会、粮统会等重要物资统制会。日军试图通过这些组织，严格实施商品登记，控制其流动。日本所谓的收购是强制性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市价。如粮统会1943年江南各地以“分担制”和“收买制”等办法，以低于市价50％的价格强制收购，据统计“收买数量共计63万吨”。＇《电报年鉴》1944年度，第630页。＇
日军还在各地以金融、货币手段，或伪造中方通货，或在其占领区滥发伪币，以聚敛财富、破坏中国金融。1941年1月6日汪政权建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中央储备券，与国民政府的法币等价使用，翌年2月18日开始限制兑换，3月停止等价交换，5月禁止法币流通，并限期兑换旧币。强制以汪币统一法币，同时滥发伪币搜刮财富。
在日军不能控制的地区，尤其对于华北抗日根据地，主要手段是“采取经济谋略与武力并举，或实行夺取物资的作战，从敌区获取物资，并破坏敌方的主融活动。”经常针对抗战力量的仓库、生产设备等进行袭击，或在收获季节发动进攻，抢掠粮棉；或以作战破坏根据地的生产与收割。而经济谋赂手段有：
1、采取没收等方法取得对方货币进行采购。
2、运出不需要的物资作为交换品，从对方吸收必需品或抗战必需物资。
3、利用对方商人，或设置由特务机关监督的物资收购机关（日华商店、商人、合作社等收购机关），或利用武装团体灵活运用交易制度进行买卖等，主要通过准治安地区进行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