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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平津国立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提出，为了支援前线抗战，教职员工中，有月薪者，由各该单位制定捐助办法，开展捐钱捐物活动。同时号召财源宽裕者实行特别捐。
北平从“七·七”事变到沦陷，历时不到一个月。但北平市的各阶层和各救亡团体，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支前工作，为保卫北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都会，是“一·二八”事变的发生地。这个多年以来曾经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冒险家乐园的都市，人们对帝国主义有着刻骨仇恨。因此，在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是如火如荼。
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发展，首先表现为组织上的大联合。在全国抗战爆发前，上海就有“救国会”等各种名称的抗日救亡团体。但由于国民政府奉行对日妥协政策，各条战线上的救亡团体既不能联合，又不能公开活动，因而其作用大受影响。全国抗战爆发后，随着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改变，各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公开，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上海地方组织通过它在各条战线上的活动分子，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
1937年7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简称“文协”），这是上海最早由“救国会”改组为“救亡协会”的组织，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等83人担任理事。成立初时有团体会员73个，个人会员251人。团体会员中包括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
继“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以后，9月12日又成立了“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简称“职协”），这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据成立的当天统计，团体会员有28个。其中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工部局华员俱乐部”、“益友社”、“蚁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职协”的成员不仅有店主、经理、工程师、工商业者，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店员和工人，社会成分广泛，动员量较大。该会由沙千里任理事长。
此外，学生界、教育界、宗教界、妇女界都成立了自己的救亡协会，这些协会都具有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
1937年7月22日，国民党上海当局，邀集了一批社会名流，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简称“后授会”），并通过政府明令该会是上海所有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其它抗日救亡团体均需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
因此，前述各抗日救亡协会成立后，在名义上都加入并隶属于“后援会”，但在行动上，“救亡协会”和“后援会”仍各自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实现了大联合以后，高高地举起抗日的旗帜，广泛持久地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在淞沪会战中，上海各抗日救亡团体都进行了大量的宣传鼓动和支援前线的工作。仅“文协”就组织了30多个宣传队和40多个慰劳团，同时与“职协”、“学生抗敌后援会”等协作，向前线派出多个战地服务团。1937年9月18日这一天，是“九·一八”事变6周年纪念日，“文协”等40多个抗日救亡团体，组织了3000多人的宣传队，上街开展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要求政府抗战到底，绝不中途妥协。
11月初，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炸死4名英国驻上海的士兵，在英国驻上海的机构力牺牲者举行葬札时，各救亡团体联合组织了3000余人的送葬队伍，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坚持抗战到底”的口号，同声高唱抗日歌曲，慷慨激昂之情扣动人心，许多行人感动得为之落泪，不仅动员了群众，而且争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在众多的抗日救亡团体中，有的专门设立了演讲股，有的专门设立了演出科，还有的专门设立歌咏组。郭沫若、钱俊瑞等知名人士，常应“文协”之邀，出席各种集会和发表讲话。“职协”还动员其属下组织，在上海全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戏剧界救亡协会组织了许多演出队，不仅在上海城区演出，还深入郊区和内地，甚至到武汉、长沙、桂林、重庆等地演出。在进行口头宣传鼓动的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办了大量的报纸、刊物。其中“职协”创办了《职业生活》，“文协”创办了《救亡日报》，其他救亡团体创办了《世界知识》、《抗战三日刊》、《妇女生活》、《读书》、《朋友》等等。与此同时，各抗日救亡团体还积极开展救国募捐、救护伤员等活动。
上海沦陷后，租界未被日军占领。一些未及转移的抗日救亡组织的成员，利用租界作掩护，继续坚持抗日救亡斗争。他们以“联谊会”、“俱乐部”等名义，向上海人民传播抗战消息，发动募捐，为敌后抗日根据地筹集药品和其他物资。
抗日救亡运动不仅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搞得轰轰烈烈，而且在比较不发达地区和边远省份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在东南沿海的福州市，一些进步爱国的文化人士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乡村工作团”、”救亡剧团”、“救亡歌咏团”等，大张旗鼓地开展抗日宣传工作。贵州省的抗日救亡运动开展得也很活跃。“七·七”事变发生后，“贵州全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发行了自己的油印刊物《贵州学联》，首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他们还利用寒假的时间，背着背包，步行数十里，到偏僻的山村安营扎寨，在广大乡村大量书写抗日标语，教唱和普及抗日歌曲。他们的活动，使这个处于偏僻地区的省份也迅速动员起来。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救亡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虽然不如欧美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强大，但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却始终起着先锋的作用。在“七·七”事变中，地处前线的长辛店地区的工人，立即动员起来，向宛平、广安门、南苑等地运送了大批的枕木、铁板、铁轨，并帮助宛平驻军构筑阵地。卢沟桥地区的工人和农民，抽出了大批劳力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送情报，运送伤员，并且积极向军队提供粮食、饲料。甚至连磨刀师傅也到军营为部队的伙房磨刀。
在“廊房事件”中，廊房车站的铁路工人，自动组织起来护路护厂，并派代表与当地驻军联络，主动帮助驻军解决困难。干津夫陷后，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工人，除了昼夜加班为前线输送军队和物资外，还抽调了大批工人组成战地服务团，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在上海，“八·一三”事变后，数十万工人纷纷组织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踊跃参加支前工作。有的工人愤怒捣毁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工厂、码头、仓库，不少工人离开日资工厂，宁可失业也不为日本人做工。在香港，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从8月15日至10月15日，20多艘日本轮船上的600多名中国籍海员毅然离船回国。在上海、南京等地沦陷前夕，广大工人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扫射，帮助政府和爱国资本家向大后方迁运了大批的工厂和物资，大大减少了经济损失。
上海沦陷后，中国共产党和当地进步工会组织，继续领导工人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在日军占领租界之前，共产党和进步工会以租界作掩护，运用合法手段将工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其中在金融界，组织了“银行业职员联谊会”，有会员约5000人；在洋行华籍职工中组织了“华联俱乐部”，有会员约6000人；在店员中组织了“益友社”，有社员万余人；在电车工人中组织了“电车工人消费部”，有成员千余人。上述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动员和组织了数干名男女加入新四军。截止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日军占领租界，各种组织均被取缔，上海工人的抗日斗争被迫采取分散的方式进行。
华北部分地区沦陷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占区秘密工作的开展，广大产业工人或参加八路军，或建立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