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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宇传奇-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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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良宇最致命的问题,根本不是他的好色与贪污。任何一个有权有势的共产党干部,都有情妇和花不完的钱。相比之下,陈良宇甚至还算比较清廉的一个。他最致命的问题,一是跟胡锦涛温家宝的中央作对,甚至公开叫板;二是他好大喜功,勇猛激进,引发民怨沸腾,上访到北京者骆绎不绝。这显然对胡温刻意创导的“和谐社会”之“和谐”主题大相径庭。
胡温上台,多次进行宏观调控,以防止投资过热,出现泡沫经济。陈良宇却每次在温家宝提出宏观调控之后,在上海大放厥词,予以抵制。他说“宏观调控我是赞成的,平衡发展当然是好的,正确的宏观调控和平衡发展肯定不是让正在发育的健康的孩子少吃点饭,让另一个正在闹胃病的婴儿把肚子吃的撑起来,当然也不可以是让一个等待做胃病手术的病人大吃一顿。79”这种怪话,经常使得宏观调控的政策到了上海就变成了一个笑话。
二零零六年初,主持中纪委的吴官正找陈良宇谈话,指出他的秘书秦裕可能有问题。第二天吴官正离开上海回北京,陈良宇马上在上海市委大会上把秦裕夸了一顿,认为秦裕是个没有问题的好干部。
陈良宇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公然对抗胡温中央,如果其他省市跟着学陈良宇的样子,胡温中央势必造成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局面。这恰好是雄心勃勃的胡锦涛最痛恨的一点。
除此之外,陈良宇执政时期,他号称“上海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但是上海到北京的上访告状的老百姓却骆绎不绝。一批是东八块的拆迁户,手里拿着许多关于周正毅官商勾结,进行商业诈骗的证据。仅二零零三年九月三十日,就由几百名上海警察到北京抓回了八十五名在北京的上访者。
“小赤佬”张荣坤的屁股也没有揩干净。其实早在二零零二年张荣坤完成沪杭高速公路上海段收购的同时,上海路桥公司的老员工就已经缠上了张荣坤。根据二零零二年三月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书,买卖双方对原上海路桥的管理层和员工的去留进行了约定。福禧公司方面要负责接收上海路桥原有的管理人员。并且约定“原有职工三个不变:人员岗位不变、待遇不变、收入不变”。
福禧投资当时给出的一个安置方案是,愿留就留,愿走就走,愿意留下的签订三年的协议,作为一个保护期或者说是缓冲期,进行一次性补助。
但这个方案,并没有获得所有老员工的认同,而更关键的是,三年的过渡期过后,怎么办?一开始并没有明确。而问题恰恰出于此。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二日。福禧投资与这些老员工的三年协议已经过期了将近半年。从二零零六年开始,福禧投资决定按照市场化的运作,按照收购后新招聘来的员工待遇调整老员工的收入。但这个结果显然不是老员工所能接受的。因此上海路桥公司的老员工将张荣坤的种种问题反映到上海纪委,同时也派人上访至中纪委,令中央注意到了张荣坤这个问题富豪的各个方面。
周正毅和张荣坤,都是和陈良宇直接相关的问题富豪。因此,中纪委对陈良宇下手,也是按照柿子先拣软的掐的原则,先对周正毅和张荣坤下手。

中纪委上海调查组】
二零零六年六月中旬,胡锦涛、曾庆红和吴官正亲自下令,向上海派遣了一个中纪委调查组,入驻上海衡山宾馆。中纪委选择这样的一个时候进驻上海,说来非常微妙,因为问题富豪周正毅恰恰于五月二十六日,才从上海提篮桥监狱刑满释放。
周正毅被判刑,本身是陈良宇一手包办的事情。因此周正毅在监狱中的待遇和地位非常特殊,相信也是陈良宇指使手下进行严密布置。一是使用化名,使得绝大多数的监狱干部都不知道周正毅正在提篮桥监狱服刑;当时周正毅使用的是“三八四四零号服刑犯人邹振义”,以免周正毅被外界认出。二是严格隔离。为了将周正毅和其他犯人隔离,周正毅不用参加劳动,也可以不参加犯人们早晨五时半的出操。吃饭时别的犯人都要排队打饭菜,周正毅则由劳役犯人代劳。三是指定专人看管。上海提篮桥监狱专门指定某监区高级管教干部、教导员俞金宝为专职看管周正毅的干部。其他管教人员都不能与周正毅接触。四是享受特殊待遇。提篮桥监狱一位警官说:“周正毅在监狱里享有的待遇之好,我从警那么长时间都没见到过。以往一些‘风云人物’,比如徐景贤、王秀珍、李伟信等关进监狱后,用的都是真名,也一样要像普通犯人一样参加学习和劳动。”而周正毅不仅不用劳动,一进监狱就享受单人间。服刑一段时间后,周正毅就干脆搬到俞金宝的办公室里起居。那里空调、电话、电视、影碟播放机、音箱、冰箱、沙发,应有尽有80。
周正毅在监狱中的这种待遇,自然不是俞金宝这样的一个管教干部做得到的,甚至连监狱长也没有这个权力。但是最终俞金宝还是被当成了替罪羊。二零零六年八月十八日上海提篮桥监狱召开干部会议。监狱党委书记宣布,俞金宝因“严重违反党纪,严重违反党的工作纪律,被有关部门双规”。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上午八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办理了出狱手续,随即钻进一辆早已等候的私家车,不见踪影。周正毅出狱当天,大批记者自凌晨起即在监狱门口守候,苦等一日,但却不曾见他身影,想来是有人接应,玩了个金蝉脱壳。随即传出周正毅要出国的消息。
周正毅在香港混的时候,不知从哪里买来了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伯利兹的护照。因此他倒也勉强算是外国籍。问题是从二零零五年九月起,香港廉政公署就在审理毛玉萍案的过程中,对周正毅发出了通缉令:“现通缉周正毅,怀疑周与他人串谋诈骗两家公众上市公司的股东、香港联合交易所和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即(一)于二零零一年十月至二零零三年五月期间,以欺诈手段诱使其中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东接受调低了的收购价格,及(二)于二零零二年四月至二零零二年八月期间,于另一家上市公司的公布、要约文件及通告中发布虚假陈述。81”这就意味着周正毅如果出国的话,必须出逃至与香港没有引渡公约的国家。
但是,周正毅还来不及布置相关事宜,中纪委上海调查组就将他秘密扣留,并且立即送往北京的秘密地点,并且很快从周正毅口中掏出了相关线索。
陈良宇对于中纪委派遣强大调查组进驻上海一事,极为抵触和不满。他分别在不同场合六次讲话,发泄不满。“有人要整上海,要搞垮上海,目标是要贬低、否定江总书记(江泽民),要借反腐败排斥庆红、黄菊”;
????“工作组不整出些问题,是不会罢休的。我们思想上、精神上要有准备”;
“宏观调控,七成是对着上海的,压上海是明的,排庆红、黄菊双管齐下”;
“上海市委、市政府有没有问题,谁都不能下结论。如有大问题,我陈良宇就不敢理直气壮”;
“反腐败,上海市委举双手支持;借社会民意整市委就难服”;
“有问题不要都向中央送,搞垮上海,谁高兴?不要想得这么单纯。”
除了不满之外,陈良宇也对中纪委上海工作组做了不少小动作。中纪委工作组下榻的衡山酒店不断受到干扰。更严重的是,在中纪委工作组的住地发现了窃听器。因此中纪委工作组不得不搬到同属衡山酒店管理的马勒别墅,并由中央专门调了一个排的武警战士,武装保卫工作组的人员安全。
马勒别墅既是上海的一处名胜,也是上海著名的高档酒店。大约在一八五九年,一位叫马勒的英籍犹太人在上海创办了赛赐洋行,代理航运业务,以后又自己购置船只开展运业。一九一三他儿子艾利克·马勒子承父业,使公司的业务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一九二零年已拥有海运船只十七艘。为了定期大修,他又在上海创办了马勒机器造船有限公司,最多时拥有工人二千余人,这家工厂就是今天沪东造船厂的前身。从事造船、修船、轮船报关、进口业务代理和运输业,使得伊利克·马勒成了上海滩炙手可热的“洋大人”。传说中马勒最宠爱的小女儿梦到自己拥有了一座“安徒生童话般的城堡”,于是马勒请来了设计师,在陕西南路三十号设计了这座别墅,历时九年,于一九三六年竣工。主建筑为三层挪威风格的建筑,宛如童话世界里的城堡。一九四一年,为躲避战乱,马勒离开了中国,留下了这栋无法带走的“梦幻城堡”,后来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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