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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聂荣臻：《红星之下》第747页。
⑿同上书。
⒀《邓小平传略》第5O页。
⒁同上书。［Jar电子书下载乐园—ＱiＳuu。Ｃom］
邓小平传……第十一章 粉碎“四人帮”
第十一章 粉碎“四人帮”
1973－1976年
邓小平重新复出后的政治局势与他被流放期间相比，在许多重要方面大不相同了。刘少奇死了，虽然这是国家机密。林彪也死了，他的主要追随者，包括陈伯达都进了监狱。在1968年至1969年间的冬季，被送到农村去的一千多万中学生红卫兵开始意识到，他们将永远做一个乡下人，再也不能完成正规的学业了。然而，局势依然令人困惑、担忧。
毛泽东的健康已经开始衰退。他患有帕金森氏综合症。1972年他得了中风和心脏病。他再也不能像从前一样发表长篇大论的演说了。尽管这些演说充满完全相佐的论点，但却都是言辞激烈、击中要害。凭着这些讲话，他完全控制了党代表大会的议程。虽然他仍能平静地说出意见和一些口号，但他的精力已经不行了。他已进入老年人的状态，老是沉溺于久远的往事之中，爱唠叨他过去的故事和建议。从心理上讲，他开始变得喜怒无常、郁郁不乐。在社交上，他已经很少见他的同僚和家属（江青带着他的孩子搬出了他的住所）。
然而，毛泽东仍然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凭着他的威望、他的一句话足以确立或改变某项政策，造就或断送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他的签批或认可，是其他领导人任何创议取得成功的条件；他的支持，是其他领导人实现和保持政治权力的关键。对于他死后谁将当权，他也拥有最大的发言权。
周恩来的健康也在衰退。1972年5月常规内科检查时，发现他患有胃癌。虽然1973年春天他仍精力旺盛，但无论毛或其他人都不敢肯定他能活得比毛泽东久。也没人敢肯定，如果毛泽东死了，他能有效地运用政治权力。周恩来对那些暗示在毛死后他是最有资格胜任领导中国的人选的说法，总是小心谨慎地给予贬抑，也许因为他意识到，担任毛泽东的继承人是很危险的。
周恩来在1972年表现出顽强的工作作风。他筹办并监督了向党和军队干部传达林彪的叛国行为和身亡情况，组织了对林彪在军队中的亲信的清洗；同时致力于恢复60年代初期的农业、工业和教育制度。他还恢复了1966年至1969年期间遭到贬黜的许多人的原职。
这些工作，周恩来是同他的两位亲密同事一起干的。这两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直呆在台上，并且从60年代至80年代一直保持领导职务。这两人，一位是老元帅叶剑英，他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参谋长。另一位是邓小平在大别山时期的老战友，1954年后当过多年财政部长的李先念。叶自林彪死后一直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李先念在最混乱的几年间在周恩来领导下主持政府工作。
周恩来是在反对极“左”的口号下从事一系列工作的。由于林彪的欺诈和叛逃身亡而受到极大震动和严重政治伤害的毛泽东，对周的所为没有表示异议。但是这并不能担保他会一直同意周这样做。看得出来，毛本人就是一个左派，而且他也一直自认为如此。所以，周的口号对他是个约束，使他感到不舒服。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感到非常自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林彪的背叛，并没有使他对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失去信任，反而似乎更增加了对他们的依赖。至于他们，在林彪得势的时候，江青等人的光芒多少被林彪所掩盖，所以他们现在非常得意林彪死后留下的巨大政治空间。
在这样的环境里，邓小平的地位自然是不牢靠的。毛泽东1972年同意他从流放地回来，说过他人才难得，在战争年代和反对苏修的斗争中“作过贡献”。但是根据以往的经验，邓并不相信毛能始终支持他。周恩来是他的坚定支持者，但是当他的复出问题正处于讨论之中的时候，周的身体和在政治上都比以前虚弱。叶剑英和李先念是邓的朋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只能靠迎合毛变化莫测的心思保住位子，康生和江青都是敌人。还有许多从“文化大革命”中崛起的人一定很担心，如果邓真的成为国家领导人，是不会善待他们的。从表面上看，邓的地位也是脆弱的。作为副总理，他可以出席国务院会议，向部长们下指示，同周保持日常工作联系，然而作为一名普通党员，他却无权参加任何高级别的党组织会议。
真是太巧合了，邓小平回到北京时，正好遇上非常不利的政治潮向，毛泽东在1972年底1973年初作出一系列决策，使得激进派得以控制各项活动，发动损害周恩来声誉和权威的政治运动。
其中一个决定关系到接班人问题。刘少奇、林彪两人都辜负了毛。现在，毛无法从他身边最接近的人当中找出一个在思想上政治上都可靠的人。周恩来因健康问题已被排除在外了。在毛眼里，同60年代初相比，周在政治上更值得怀疑。在激进派分子中间，康生是个老人，又有病且不得人心。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个人只会搞党内斗争，别的什么也不行。毛在年轻时就是一个女权主义的热情拥护者（他的这种态度早在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中就反映出来了。这个法在财产分割和离婚问题上，给予妇女与男人一样的平等权利）。但是，他知道歧视妇女的偏见、规矩在中国政治、文化中非常顽固。当然，他也知道，江青思想意识很差，对行政管理没有兴趣又普遍不得人心。张春桥作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主任，虽然显出有行政工作能力，但一向被视为江青的爪牙，表现却不怎么样。姚文元也是如此。
结果，毛泽东不但没有从政治局内部或其他外围团体找到一位或多位继承人，反而采取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行动，充分表现出他这时的做法相当善变。他把王洪文带进了领导圈内。王洪文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造反派，当时只有三十八岁，还不及毛泽东年龄的一半，除了上海之外，几乎不为人知。毛表示希望王洪文在当时正在筹备召开的党代会上作修改党章报告，并选他当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有个传说讲，毛曾叫王暂住自己家里，教他明了最上层的政治艺术。如果毛真这样做了，王并没学到多少。这从1976年他被捕后印发的党内文件中看得很清楚，王是个反应迟钝、优柔寡断的年轻人。他喜欢钓鱼、射击和享受各种高干特权，但是他没有多少自己的思想。每当江青向他征询意见时，他总是表示同意。他在政治上显得浅薄。
另一个决定是，毛收回对林彪的政治判定。毛突然宣布林早就是个极右的代表，而不是极“左”。这个转变给他两方面好处。一个是拉开了同林的政治距离。另一个是打破了许多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即把林彪从1966年到他死时的表现与“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和作风联系起来的想法。在政策上，毛最关心的是要保护革命成果，包括搞实践教育、政治灌输和体力劳动及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赤脚医生。他怀疑周恩来有意用林彪的坏名声来葬送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激进派分子敏感地认定，毛的这项改变对他们来说是个机会。他们要求毛允许他们发动公开反对周的计划和周本人的运动。毛表示异议，但是他同意发动批林批孔运动。
这种名目的运动，只有在那些有着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惯于借古讽今的国度里才会出现。在江青、王洪文组织下，北京两所最著名的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写作班子写文章，批判孔夫子和被孔夫子作为典范的公元前12世纪的统治者周公；赞扬统一中国并成为中国第一位皇帝的秦始皇以及中国历史上几位女性统治者。读者一看便知这是影射当代政治人物周恩来、毛泽东和江青。但是读者中的许多人不管是共产党员还是非党人士，对把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和几位被视为暴君的女统治者说成是进步的统治者，感到震惊。所有希望通过林彪的死，最终能进入政治安定时期的人们，在读到“这些人物坚持使用革命暴力所以是进步的”这种说法时，无不感到惊恐。所有欢迎邓小平复出的人们，在读到“周公恢复国家机构，重组已被打碎继承权的家庭，和把以隐退的人们官复原职是错误的”①这种说法时，无不气馁。
周恩来并没有被运动打倒，但是却被迫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来保护自己。有一些传说讲，他如何阻止报纸编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