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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大量有实用内容的课程。在文学和艺术方面，他希望能使用那些即便是缺乏良好教育的人也能理解的语言和符号，以明确反映社会主义价值。毛希望缩小城乡之间的文化、物质差异，消除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区别。
毛的第二个目的是重新夺回他认为从他手中丧失的政治权力。到1965年初，毛已相当生气，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权力机关在邓小平控制下，在刘少奇以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名义的监督下，已经掌握了大部分的决策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称邓小平的书记处为“独立王国”，毛的夫人江青则称邓小平本人是“独立王国”。
毛的第三个目的是培养“革命接班人”。当60年代到来后，他逐渐关心起他身后的问题。1963年他已经七十岁。他同时也越来越担心他的同事们缺乏革命热情。他自己发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基本理论，但看到在他周围没有人对继续革命抱有热情，尤其是被人们认为总有一天将接毛泽东班成为党的领袖的刘少奇。毛认为刘少奇对继续革命最不热衷。从50年代以后，在政治局常委中，只有林彪没有与毛泽东发生过冲突。但是林彪的身体却明显虚弱，没有神采，落落寡欢，缺乏非军事事务的经验。但是毛泽东认为与其他人（包括周恩来在内）相比，林彪是较佳的继承人选。当周已成为政治局委员的时候，林彪仅仅是一名排长。但无论公开或私下，他都没有反对过毛本人。
随着毛在政治上和个人关系方面与延安老领导集团其他成员的疏远，他转而向其夫人江青、以及康生、陈伯达征求建议，寻求鼓励和有效的支持，他与后两个人相识已经三十多年，但他们在政治上没有卓越的表现。
江青是毛泽东的第三位妻子。他的第一位夫人是杨开慧，毛与她有三个孩子，毛泽东深爱着他的夫人，并赋诗一首以表达怀念之情。杨开慧是1930年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的。他的第二个妻子是贺子珍，毛也正是此时遇见她的。贺子珍又为毛生了六个小孩，除了一个孩子外，所有的小孩或是在江西时送到农民家里寄养成是在幼小的时候夭折。她在长征时生了一个小孩后不久便被弹片击中受伤，1938年被送往莫斯科治疗——或许是精神上的治疗。也是在这一年，女演员江青到达了延安，不久便成为毛的夫人。1939年，她与毛泽东结婚，不久便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孩。＊毛的同事们均反对这场婚姻，因
＊江青只为毛泽东生了一个女儿。——译注为江青明显是一个阴谋家，她来延安是因为在男女关系上名声不好和在政治上反复无常。毛泽东只能靠许诺不让江青插手政治才平息了他们的反对。
在50年代，毛还遵守这个承诺。而江育可能对毛的做法感到满意，因为此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佳，她至少两度被送往莫斯科接受药物治疗。她照看小孩，包括贺子珍的一个孩子。但她是一位有虚荣心、有野心的人，对大部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们将自己限制在妇女组织内工作感到不以为然。因此，她老想着有朝一日扮演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在60年代早期，她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孩子们也已不成为负担。这时，情况就随之起了变化，她对毛泽东的咨询不时点头表态，毛有时也会听一听她的政治见解。到1963年，她已成为一名重要的人物。她开始清除她认为毛泽东将视为有害的所有有影响的戏剧。这把她卷入与党的文化机构的接触与冲突之中。她能够使文化机构同意八部革命样板戏和芭蕾舞剧上演，而这些都是在她的领导下创作的。但她无法使文化和艺术在革命的方向上进一步前进。
康生1900年左右出生于山东的一个地主家庭，20年代他是在上海度过的。在上海的工人运动中和艺术界的外围，康生认识了江青。当共产党中央机关于1933年离开上海时。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接受了警察和情抱工作方面的训练。尽管在1934－1956年期间，他是政治局的正式成员，但此时他很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其缘由或许是由于他按苏联路线首先在党内然后在全国建立一个警察机构，而这是不允许他抛头露面的。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与他发生了冲突——他希望对受到批评的“教条主义者”和其他人进行肉体上的惩罚。在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后，他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失去了其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但在60年代早期，他的地位有所改善。他成
＊此处有误。1938年康生被任命为中央社会部和情
报部部长。1945年“七大”以后不久被撤职。
——译注为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的一名成员，而且还是毛喜欢与之谈论马克恩主义理论和哲学的小圈子里的成员，他身材瘦小且善于察颜观色，在文革期间有“冷酷无情”之称。
肥胖、圆脸的陈伯达曾是一位大学讲师。在延安时，他成了毛的政治秘书，并学会按毛的文风来写作。他确实是毛泽东的人，除了几个激进的新闻记者之外，他没有政治上的拥护者。他曾在《红旗》杂志社工作，这是一份理论刊物，他任主编。他像江青或康生一样心狠手辣，但缺乏政治技巧。1970年，他丧失了自己的地位。因为，当他应当从一些迹象中知道林彪已经过了其生涯的巅峰期时，他仍把宝压在林彪身上。
现在，官方均将文革的开始定为1966年5月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但这出戏实际上在前一年的秋季前便开始了。其时，毛开始策划反对中央书记处。
毛是在经历了一次政治挫折后开始精心策划这件事的。在两年的时间内，他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革命，以清除其传统的主题和“封建”价值观，并彻底改变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他还要求对一些戏剧和报刊文章进行谴责，因为他把这些戏剧和文章看作是对他本人含沙射影的攻击。他特别反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写的一部关于明代地方行政长官海瑞的剧本。该剧（《海瑞罢官》）讲述的是海瑞由于纠正了地方上的不公正，引起了地方官吏大为不满，最后他被皇帝革职的事。毛认为剧本是影射他在1959年罢免彭德怀一事。在一系列的讲话中，他对党的文化和教育机构发难，这些机构以宣传部和文化、教育部门为代表。1964年初，他宣称： 在文化界，特别是在戏剧领域，封建落后的东西占了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的东西则微乎其微，……如果坐视不管，那么文化部就要改名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①
但是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太多的行动。吴晗的剧本是被禁演了，但吴晗本人及其剧本均未遭公开的批判。一些作家和艺术家被送到农村从事短期劳动，但对那些著书立说，认为不能用阶级斗争来阐述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和那些把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归因于“大跃进”的新闻记者并没有采取行动。毛逐渐变得越来越烦躁，最终决定把文化革命的所有问题摆到政治局委员和地方党委书记会议的日程上。
这次会议在1965年秋持续了近两个月。关于会议的文献甚少。但很显然，作为吴晗的行政上级北京市市长和文革小组组长的彭真与毛发生了冲突。这个文革小组在党中央已经存在一年了。彭宣称：“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是毛犯错误也应受批评。邓小平在一次报告中断然反对彻底变革的要求。毛含蓄地问道：假如党的领导人变修了怎么办？回答是应赋予各省机关采取行动反对修正主义的权力。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毛所希望的决定便被迫闭幕了。自从长征以来毛从未受到如此严重的挫折。
毛的反应是退居上海。在那里，他和江青均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而且他在上海的行动使远在北京的党的领导人难以把握。在上海，他再次把自己的矛头对准吴晗。
毛的方法是鼓动上海的主要报纸发表一篇对吴晗及其剧本进行猛烈攻击的文章：把吴晗的剧本描述为“毒草”（用的是1957年反右派的语言）。这篇文章是以姚文元的名义发表的，姚是当地一名以刻毒而闻名的文学评论家，不过该文初稿经毛修改过几次。在林彪的要求下，该文章迅速在《解放军报》上转载，从而使在京的党中央面临抉择：要么公然反对党的主席，要么向他屈服。由于邓小平外出视察，处理这个问题的责任就落在了代理书记彭真的身上。他试图妥协，在《人民日报》的学术版和《北京日报》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并加了按语，说明这篇文章只是对当前学术问题的讨论。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