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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赋税有附加，超过全国纳税人力之能及，而是现有的财政机构本
身，力量脆弱，经不起动员的压力，在执行任务时先已拖垮。
其崩溃有好几个原因在。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
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
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
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早在1632年各处缴解中央政府
的欠税数即达百分之五十以上，以县计即已为全国县数的四分之一，当中有134县分
文未缴。第二，即在各县之内，新增税也是以同等税率加于所有纳税人头上。过去
捐资纳捐可以使某些纳税人一次向政府整数贡献，之后就得到了忧免的特权。迄至
朝代覆亡前夕，有些县份一县即有如此的特权一数1000户以上，所以付税的责任只
有被转嫁到低门下户间去，而他们最无力应命。第三，所有军费，极少例外，概用
白银支付，而大部分出自长江以南。每年北运数预计约为2000万两。当日全国民间
所有之银，据时人估计，可能为15000万两，所以其赉付之数量过于庞大。第四，即
使此庞大数目之银两如计划北运，其运转也缺乏民间经济的支持。在16世纪末期，
原来南方各省每年向北京及北方边镇输银500万两，接收之地区即用此数购买棉花、
棉布以及其他产自南方的物品，使银两回笼。可是因军需而北运银两突增的时候，
却没有另作安排，保证此数目之南还。向从来罕用银两之处抛散大批银两只有使物
价昂贵。即在公元1619年，总督熊廷弼已提出在辽阳纵有银两亦无法买得所需之衣
服装具，因他亲见士兵裸体穿甲，无内衣可言。兹后监察官员报告，发付之银两并
未正常使用而为将领所中饱，并随即将银两送回内地。
满洲人和造反之农民军与货币经济不相关联，完全避免了上述的问题。
改造帝国
对满洲人讲，1644年6月6日进占北京，开始了朝代的接替，为使清朝的权威下
达民间永久有效，他们必须在组织期间提出一套办法。加上汉人的合作，他们可以
如计划执行。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有心改造一个大帝国，使之复苏。所以以清代明，
并非等闲。
当他们站住脚跟之后，他们即将八旗制度行于华北。一“旗”并非一个战斗单
位，而像一个军管区，它下辖若干军屯单位，在作战军需要兵员之际，各按预定之
额数供应。公元1646年及1647年，华北地区被指定承担加此之组织．“圈地”开始
之日，被圈入的人户强迫另迁他处，于是留下来的农地房舍，拔为来自东北的八旗
人户之用。前朝所严重感觉到的兵员与军需等问题，至此大为和缓。旗兵以前蹂躏
的中国边区，兹后反成为当地的保护人。
在南方作战，满清以明降人作先驱，压制了所有的抵抗。亡明的三个皇子，在
这时候前后称帝，但都被各个击破。当大局抵定之日，满洲军驻扎在中部的省份，
将部队集中于重要的城市。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与云南则划为三位明朝
降将的防区，此三人之中吴三桂当然也不可少。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
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更南的地区，明朝
遗民的力量依然存在，则以汉人对付之。这样的布置使满军不至过度地分散，也无
各方受敌之虞。迄至公元1681年“削三藩”（即逼着三位明将造反而将他们讨平）
之日，此部署维持了30多年。1683年清军又占领台湾，自此全中国才被全部占领。
在财政上讲，清胜于明的一个因素，乃是用银的输送至此改变方向，从此白银
不向边区投散，而集中在内地周转。前朝的贡生、监生捐资免税的人物至此也失去
特权，使地方政府松一口气，同时也开新朝鬻爵之门。将来这捐资免税的办法虽构
成满清之累，不过那已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当时满清的另一长处，乃是它有实力执
行税收政策。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
也将同地区内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所
以看来其雷厉风行带有恐吓作用。明朝对铸造银元历来疏忽，清朝则殷勤将事，起
初10年之内所铸钱数已超过前朝276年所铸造总和，于是民间得有廉价的货币流通。
民族主义在此时期的中国牵涉到报复杂的因素。在本能上讲，没有人会志愿拥
戴异族为他们的主子，何况在他们入主之前10年，满洲人还迂回于内蒙古，越长城
而入华北平原，攻略城市、蹂躏居民。在1644年以前，汉人之任职满洲者，大概为
被俘之后被迫降清。当日的习惯法，俘虏若不称臣换主即罹杀戮，而本国惩罚降人
则不仅严厉也及于家属，处在两者之间，实在没有自身作主的机会。
从另一方面讲，满清人与华北汉人在容貌上很难区别，同时他们有心汉化。除
了强迫执行外表上及仪礼上对新朝廷之臣服外，他们也不另外生事，构成种族间的
轩轾。满汉通婚被禁止，但是两族没有法律上的不平等。满洲人以八旗军籍世袭，
可是汉人和蒙古人也能在旗下入籍。当满洲人在1644年入北京时，他们命令所有明
代官员全部在职，次年即继续举行科举取士。语言文字上由满人沾染华风，而不是
由汉人接承满习。一般说来，满清的君主之符合中国传统，更超过于前朝本土出生
的帝王。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们在
17世纪给中国人提供了一种皇帝所具有的仲裁力量，此时的汉人反而一筹莫展。朱
明王朝业已失去信用。李自成入北京之前，数度劝诱崇祯帝禅让，而由新朝廷给他
封王，可是始终没有成功。如果诰天之明命，除旧布新，传到民变的首领头上，有
了前朝退位之帝的承诺，则事实显然；可是朱由检宁死而不屈，他的遗嘱在群众心
里上有如致命武器，它给李自成的打击力量不亚于他自己投缳的绳索。他自杀之后，
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亏。
在实用的方面，清朝不待财政上的改组，即已使帝国的府库充实，这也无非是
严格执行明朝留下来的法律，有如张居正执政时。李自成既使称为贼，即很难不用
暴力而能获得同样的成果。
这样一来，明朝亡国遗老就进退两难了。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
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日习惯，
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紧张的心境里，名
士吴梅村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指出当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个漂亮的女人。
有了这些复杂的穿插，反满情绪也不能一时平息。抗命于新朝的人士感觉到一
生的名誉与对朝代的忠忱已不能区分。有些觉得做人的大节在此时受到考验，有些
在故居本地举兵的，可能觉得保卫乡土事关自已的身家财产，这也与做烈士的动机
有关。
在长江下游立即引起反抗的近因出于薙发令。对男子的理发作规定，原来是中
国的老传统，明代即规定头发挽辔，以针插在脑后；满洲人则将头发之前部及于脑
顶剃去。1645年新朝代命令全国男子一律照办，限10天之内办毕，如不照办则是违
抗天命。汉人越觉得薙发为一种被奴辱的处置，而满洲人执行命令的态度也越强硬，
好像大帝国的出处全靠臣民遵命与否，而一切存亡去就之间全靠剃头刀作主宰。一
位翰林学士私下里议论这政策，立即被判杀头罪，只因他与皇室接近沾恩以绞死执
行。究竟有多少人决定宁死不愿在这命令之前屈服，无从什算，因为这薙发的问题
也和其他抗清的原因混为一体。
满清另一个不荣誉的政策，为大兴文字狱。任何印刷文件如有谋反的嫌疑立即
被官衙追究，通常并将情节奏呈御前。极少数例子，撰文者会直率地提出他们忠于
朱明王朝，多数情形，只在文字之中提及史事，从侧面后面看来则似有对新朝廷不
满的嫌疑，例如有讽刺性的诗句、被禁止的字体、非正规的辞语、谐音的文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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