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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以数百万的员工投入，不出一年即完成。原有的城市可能被放弃。而另筑城于新
运河之滨，沟通长江与黄河的运河终延伸而及于华北平原。这种不体恤民间痛苦的
工程，加诸征伐高丽的失败，使隋朝的覆亡有如其勃兴的遽速。隋朝的第二个皇帝
杨广才能盖世，做事却不加思索。他所经营的水道交通网稗益于其后之朝代，既深
且远。虽说初唐时由南方供应之收入尚不及全国大部，但因移民也减少了当日人口
过剩地区的压力。开发南方更含着一种进步与有指望的意思，因而今日的广州与泉
州，在唐朝就已成为国际通商的港口。中国人之开拓台湾则始于7世纪。
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
隋唐之重建西安以一种宏大的眼光，构成一座计划城市。东西6英里而南北五英
里，这座1000年以前建造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8倍，其南北驰道宽500
尺。当日本于8世纪经营奈良及京都时，他们不仅仿效于长安设计而以较小的规模构
成；他们也认为朱雀门及朱雀大道的名称（原系金陵街名）幽雅可颂，也照样的采
用。
唐朝带着世界主义的色彩。皇室李家自称为中国贵族华裔，可是在魏晋南北朝
时代，他们的先祖历仕异族，也经常与少数民族的家庭通婚，而且这种透过民族界
限通婚的习惯直到后世登九五之尊犹未终止。也可能因此混血的因素，使皇帝可名
正言顺地称为天可汗。当中国皇帝威望最高的时候，恒河边上的印度王子接受了他
的宗主权：一个阿萨密（Assarm）的篡位者被押赴西安受审；使节来自高丽和日本；
中国的都城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吐蕃人与安南人来定居。国子监亦即
国立大学中，有这些国家的留学生，其中最具热忱的是日本人，其中有些像今日大
使馆的文化参赞，在中国即曾居留达几十年。他们回国之后，对日本的文化有了具
体的贡献，很多方面即仿照唐制—一自铜币的设计到妇女的发髻，自室内的布置到
围棋——从今之后，日本文物深具大陆色彩。高丽与越南也有同样的趋向，但不像
日本这么热切。
唐朝具有自信及安全感的时候，对信教自由极端地保障。公元645年，高僧玄奘
离中土16年之后由印度回国，第二个唐朝皇帝李世民亲予接见。当日龙颜大悦，御
前传旨，使玄奘有了各样的助手和各种方便，将梵文经典657件译为华文。创业之主
李渊则于624年兴建一座道教的宇观。另外一种法令于638年准许景教（Nestorian
Christianity）的传播。至于拜火教的介入较少为人提及，可是他们在西安寺庙里
的僧侣也受到同文官五品和七品的待遇。
这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时期如何下场？最简捷地说，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
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宫廷里的伺候人众增加到不能管驭的程度。
及至8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
倍。文官集团不仅人数增加而且薪俸膨胀，皇帝与群臣的品质则降低。以上述的各
个情况而言，至此已朝相反的方向进行。公元751年，中国的军队在中亚被阿拉伯联
军击败，即使西南的少数民族部队也逼着唐军仓皇后撤，吐蕃也叛变。9世纪更有边
防将领坐大而成为军阀的趋势；内地则有农民暴动。唐代宦官此时还无声无闻，今
后则在宫廷之内专权，甚至废立君主。同时佛教寺院的集中财富，也使国家难安。
公元840年代连续发生了一连串的排佛行动，845年的诏书，下令捣毁了4600所寺院，
强迫26。05万僧尼还俗。
这种开倒车的情形，范围广而程度深。有些历史家认为唐代可以分作前后两段
观察。看来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近于全朝代时间上的中点，可以视作由盛而衰
的分水岭。这样一来，前面一段有了137年的伟大与繁荣，而接着则有151年的破坏
和混乱。
当然，一个有作为的大帝国不可能一昼夜之间由盛而衰；也不至于因一段突然
的事变即无法立足。8世纪的中期，一连串的事迹好像摧折了朝代的连续性，可见得
幕后还有若干因素尚未提及。在此，从宏观的眼光，我们权且把755年安禄山的叛变
搁置不提，回头再从公元618年的唐朝创立说起，以保持历史眼光的纵深。
李世民创建的典章制度
在中国帝王之中，李世民可算是最具有人身上的吸引力。隋朝末年群盗蜂起，
世民怂恿父亲李渊（时为唐国公）乘机称帝，当时他才16岁。迄至24岁时，他在巩
固朝廷削平群雄的关头最著战功。他有恻隐之心而又好奇心重，不惧危难也不辞劳
瘁。他常直接指挥战斗，有时以数骑在前锋之外与敌方将领谈判。在作为一个政治
人物的立场上讲，他以一群智囊人物（多数为具有眼光的读书人）追随其左右。虽
说唐朝制度大致循服隋朝的前例，内中实施的细则乃由于李世民的经理而产生。他
在位共23年，本章一开始就提到，唐朝制度从当时的眼光看来近于至善，其中大部
之功绩应属于此位青年君主。除了名义之外，李世民实为朝代的创始人。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
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
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唐
朝帝国政府所公布的各种规定，以律、令、格、式四大项目区分，大概律指刑法，
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因为当时的思想及习
惯不同，以上只略示今日看来的大要）。这种纺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
秩序安排。当日本人将此体系施行于他们国内时，即称之为“律令政治”。
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checks
and balallces）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
（constituency）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
不论唐太宗李世民如何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
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史籍里曾记载
李世民有一次与臣下商议之后怒气冲冲的自营自语：“有朝一日我要杀掉这老农夫！”
他的皇后问他何所指，原来心直口快的魏征，因为皇上的宽容，经常在大庭广众之
下揭举御前的错误。这次皇后机灵应变，趁换着朝服时，庆贺至等有此不怕死的忠
臣，实为社稷之福。可是这故事也暴露李唐政体的合理化，其立场至为窄狭。它代
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然则，我们也不能说中国人天性不容于代议政治。前一章我们曾谈到，汉朝以
一种推荐制度使百官来自各地区，可是代议政治无从下手，因为下端的小自耕农每
人只有小块耕地，而全国如是之农户以百万千万计，如果以资产作选举的标准，则
等于承认兼并，亦即促成小自耕农为佃农。过去的经验，让这种趋势发展下去的话，
各世族必攫取大帝国的税收来源，使官僚组织僵化，因之而使全国瓦解。唐朝已推
行科举取士，也控制着政府基层的人事权，只是让人更觉得儒家的道德观念为它施
政之不可或缺。
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如果皇帝以道德无亏作门面，其登临宝座
必至为不易。反过来说，如果要与它作对，则更是极端的危险。此中种种强调道德
是一种绝对的品质，既不能分割，也无法讨价还价，将它以人世间最高的官职搬托
出来，则天无二日亦不能容许其他人效尤。这硬性的裁定还要在唐朝接二连三地接
受考验。
很多现代的读者既佩服唐太宗李世民的人本主义，但在读到他谋杀同胞兄弟以
登极的故事，则又不免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李世民奋身打下江山，但他是唐太祖李
渊之次子，一到唐朝的地位安定巩固之后，他和长兄太子李建成之间产生了极度紧
张的局面。两人间的倾轧传至百官，而更使兄弟间宾客的关系恶化。世民的随从坚
持地说，他如不采取行动必被谋害。事实上，在公元626年，李世民设计埋伏掩杀建
成，自己张弓将胞兄一箭射死。胞弟李元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