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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还有一个小小的附带作用，那就是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
对于这部书，还有一个戏剧性的说法。
在《论语正义》尚未正式定稿的时候，这部书的名声，就已经悄悄传开了。
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举子们的应酬聚会当中，引得举子们打听相问，唯一知道内情的陈元凤，用揶揄的口气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帮助石越撰写《论语正义》，欲取代何氏《集解》，为天子士子必读之书。」
这个传闻，于是便在京师悄悄地流传开了。
众举子对于这几人如此「不务正业」都表示不解，虽然知道石越的才气，但是听说他二十多岁就想著书立作，还是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
六人闭门写《论语正义》，成为熙宁二年十一月分时，举子们酒席间的一个笑话。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个更大的笑话。只有极少数人谨慎地相信，石越或者真有过人的才华。
这件事的真伪已不可知，因为事后没有人承认，他们曾经嘲笑过《论语正义》。
当时，唐棣等人完全沉迷编撰之中，他们知道，自己凭借着参加了这本书的创作，就已经足够名留青史了──这种荣誉，对于当时的读书人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奖赏。
桑俞楚和唐甘夷，一方面筹备着棉纺设备的制作，一方面干脆斥资购下一间雕版印刷作坊，只等全书定稿，就立刻刊印发行。
但在底稿草就之后，石越却迟迟不肯定稿。
这部《论语正义》里，借着对孔子及其门人语录的解释，不仅仅第一次清晰地提出了「民本主义」的概念，而且还提出了「实事求是」、「格物致知」的思想，并且，石越还强调了「逻辑学」（注七）的意义。
对于政治体制，石越无比清楚地提出了权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对管子的议论，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义，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让四夷同沐德化，接受华夏的思想与文化。
他并且数次强调，国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抱负，应当是让所有的民众，全部过上平等而富实的生活！他在书中强调，孔子认为民众有受教育的权利与义务，认为让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礼义，这是孔子毕生追求的目标之一……
可以说，虽然恪于《论语》这本书的内容，石越所表达的有限，但是，对现代的政治思想，他几乎都有或含蓄或清楚的表达，甚至还暗示了天子的设立，是用来为天下万民服务的，而不是用来统治天下万民的。
这部书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当时士大夫以天下为已任，与皇帝共治天下，强调个人的道德气节修养，强调华夷之辨这样的学术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却也提出了许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地重视了民众的地位与作用。
虽然，这是孟子早就提到过的，而当时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为代表的「经术派」，对孟子都非常地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
但是，毕竟石越的提法更加清晰，因此也格外地显眼。
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丧，石越更是提出「贵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这样的思想，只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论。
凭着谨慎的个性，石越在他不能准确地判断形势之前，并不敢轻易抛出这部书来。
他需要这部书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声誉，而不是巨大的争议。新的思想，只能慢慢地提出来，首先必须要让士大夫中的杰出之辈能够接受，这是石越的一个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请了十几个老先生，来专门审查这部书中是否有犯忌触讳之处。
然后，自己和唐棣等人反复讨论，希望可以把握一下当时代的人对一些事情能够接受的感情底线。
最后终于还是做了一次修改，将如三年之丧之类的内容中，关于批判的部分删掉。
唐棣等人对石越如此持重，几乎是不能理解，他们生活在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下，宋仁宗以来，对士大夫格外地优容，而王安石变法引发的政治斗争刚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他们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来，所以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需要这么小心。
李敦敏夸张地说：「此书一出，从此天下学《论语》者，案上必置一本《论语正义》，而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故天下凡识字者，必读《论语正义》。」
他们看到的，只是他们将享有的巨大声望，虽然这部书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们也很自豪，自己能为这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只有唐甘南和桑俞楚，暗暗叹服石越的老成稳重，二人对石越也因此更加信任。
凭借着他们二人半生的阅历，他们绝对相信，这个石越能够把他们唐、桑两家，带到一个从所未有的高度。
商人的本质是投资与回报，初步排除他们有可能陷入谋反的阴谋中这一可能之后，他们已经决定做一次政治投资，从此让他们两家摆脱贾人的名声，从他们的下一代开始，桑、唐两家，将成为名宦之族、书香世家。
唐甘南给唐棣父亲的信中说道：「我们唐家，现在有一个百年难遇的机遇。
「借助这个人，不仅仅毅夫侄儿可当轻易当大官，便我们二人，得个朝廷的封赐，也是很容易的事情。这笔生意，断无不做之理……」
基于这种判断，桑、唐两家，对石越的支持不遗余力。
当时的工商业相当繁荣，身家亿万贯的商人也并不罕见，桑、唐两家，在商人之中只能算是中等，但是，其财力也已相当可观。
熙宁二年十二月中旬，全套的棉纺技术设备，基本上已经试制成功，同时，石越开始对《论语正义》定稿。
每议定一卷，雕版工人立即开工雕刻，桑俞楚和唐甘南，为了让这套书有最好的印刷效果，完全不计工本，除了原有雕版印刷坊内的工人外，还特意请来了汴京最好的数十名工人，刻板、纸张都是上上之选。
但尽管如此，要刻出二十余万字的书版来，也非易事，一个字不小心刻错，整版就要重来。
书版堆满了印书坊的十多个房子，上百个工人日以继夜的工作，到十二月结束的时候，一部《论语正义》不过刻完了四分之一！
石越对于这种进度，十分地困惑。
他向工人们询问：「我听说有一个叫毕升的人，发明了活字印刷术，无论成本还是排版的速度，都要比雕版要来得好，为什么你们还用雕版呢？」
工人们却茫然不知毕升为何人，只告诉他，现在的确有人用泥活字印刷术，但是，主要在杭州一带，并不普遍，汴京较少采用。
因为活字印刷的质量不如雕版，泥活字又不能使用太多次，于效率上的改善也并不显著，成本降低也很少。
石越默默听着。
他当然知道，此时肯定有活字印刷术存在于世，要知道，记载这件事的沈括正当壮年，如果他没有看到，也不至于乱写，何况，这也不是乱写可以写出来的。
他寻思着：「活字印刷术，肯定要比雕版印刷术要强，至少适用于大规模的生产。
「但是，谷登堡印刷机和铸字机，却不是一下子可以造出来的，况且用于金属活字的油脂性油墨，也是个难题。
「如果用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印刷术，采用转轮排字架，再加以更现代的生产流程进行管理，效率一定可以提高很多倍，以后再慢慢向铅锡合金活字发展也不迟。」
他又仔细地想了一想，因为这些日子，唐甘南主要把精神放在那些棉纺机械之上，石越便去找桑俞楚商议，让他收购一家活字印刷坊，改进印刷术。
桑俞楚立时便答应了。
他虽然知道活字印书坊利润并不高──它在硬体成本上低于雕版印刷，但在软体成本上，因为雕版工人不需要识字，而活字工人却需要识字，活字印刷的成本就要高得多──但这件事，已经不能纯粹从生意的角度来看。
因为是石越看中的事情，也许利润超出想象，也说不定的。
桑俞楚是做事有效率的人，在除夕之前，他用五百贯钱买下了一家活字印刷坊，改了个招牌，叫「桑氏」。
虽然，石越很希望能够在春节里，和印刷工人们探讨一下木活字印刷技术，以及新式的生产流程细节的可行性，但是，他毕竟无法阻止人们希望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新年这样朴实的愿望，而他自己，也很希望领略一下十一世纪宋代春节的气氛。
可是，石越同时也无法掩饰自己心中的紧迫感，相对于他想要做的事情来说，他的生命，实在是太短暂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虽然石越来到了这个时代，但他依然和这个时代不太相容，因为这个世界普遍的作风是相当地优雅，而他则显得急促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