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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个流行歌曲创作、演唱和推广过程中，柳永与诸多的女歌手们彼此间结下了非比寻常的交情。当然，跟21世纪的流行歌坛一样，音乐制作人与歌手之间发生点什么，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了。更何况象柳永这样的圈内名人，他要想和诸女歌手发生点什么关系，在我想来不过是举手之劳，费点力气的事罢了，这从当时圈子里流传的“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的说法便可窥豹一斑。柳永在其时的娱乐圈内绝对是少女杀手级的人物。
娱乐圈里的走红，并没让柳永放弃参加公开选拔领导干部考试的宏伟理想，柳永又先后两次参加公选。抑或是仁宗忘记了柳永曾经“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的牢骚，抑或是仁宗“皇帝肚里能跑飞机”，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张唐卿榜进士。这一次是真的考中了，当时的柳永47岁，从此后，柳永便开始了他的宦游生活。可能是由于原先就给主要领导留下了一个不太好的印象，中了进士的柳永一直未在重要位置上执过政，从历史记载看，于仁宗景祐年间在睦州任过推官，张津的《乾道四明图经》卷七记载柳永曾在定海的晓峰盐场做过盐官，这一经历，从柳永自己所作的《鬻海歌》诗中也可以看出。柳永从公选中榜后，便被外放到东南一带来做地方官，但从没出任过一方的封疆大吏，哪怕是一个小小的县令，一直都是任副职或部门负责人。
柳永一生中，最大的官也就是任过屯田员外郎。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又或许是他父亲以前在工部工作时留下了较深的人脉，柳永外放辗转了一圈，回京后居然到了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单位上班，屯田是工部的一个司，员外郎相当于工部屯田司的副司长。从这点看，柳永在做官方面，比他父亲的官差得太远了。在屯田员外郎任上，入内都知史某可怜柳永“久困选调”，乘天上出了吉祥星象而仁宗高兴时，叫柳永献词应制，柳永撰《醉蓬莱》一词。交到仁宗手里，一看开头有“渐”字就不高兴，再看到后面有“宸游凤辇何处”的语句，与中央钦定的真宗悼词暗合，更觉不快；再往后又看到“太液波翻”，便气着说：“为什么不说波澄呢？”便把柳永所献之词掷到了地上。柳永因想讨好最高首长却表错了情、说错了话，而导致不再被最高首长提拔重用了（《渑水燕谈》）。
柳永经此政治一劫后，再怎么想咸鱼翻身也回天乏术，这一次是彻底对仕途绝望了。哀莫大于心死，在郁闷和潦倒中，柳永“卒于襄阳，死之日，家无余财”，一代走红大江南北的大词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一个副厅级干部，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当时政府在民政和老干部工作方面可能做得很差，最后柳永只得依靠“群妓合金葬之于南门外”。直到现在，学界还在争论柳永的坟墓究竟在襄阳、枣阳、仪征还是镇江？好在柳永的儿子柳涚（字温之），于宋仁宗庆历六年高中进士，曾官至著作郎和陕西司理参军，为老柳家在做官一途扳回了些面子。
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便过了近千年。千年后的今天，柳永却以冯煦评“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以及苏轼评“不减唐人高处”的一种伟岸姿势站立在中国文学史上。
说说袁崇焕
〔文／江上苇〕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是血。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吃过草，也没有挤过奶，流过血。
可是的确有人流过血，而且不只是流血。
当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后金铁骑在努尔哈赤的统帅下西服蒙古，东平朝鲜，以区区六万人大败号称四十万的明朝辽东经略使杨镐的部队，陷广宁、克沈阳、下辽阳的时候，大明朝的统治者已经习惯了失败，他们麻木地批着公文：某某总兵放弃地私逃，杀；某某巡抚不屈殉节，追封三级；某某经略使损兵折将，斩首，传首九边……总之，逃了的杀，死了的奖，打的都是死人官司。但是有一天，北京城的大小官员们突然发现面前的公文自己不会处理了——宁前道袁崇焕上报，宁远大捷，杀敌数万，击毙敌人最高统帅努尔哈赤！这种诧异恐怕比我们听见中国队6：0击败巴西队还要让人受不了。头头们所能干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令复查，有没有搞错呀你丫的？拿自己脑袋开玩笑？
历史的事实后来大家都知道了：袁崇焕的顶头上司让他撤退，他牛脾气上来了：“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我的官职是宁前道，宁远就是我葬身之处！结果努尔哈赤十几万百战百胜的大军，愣是攻不下几千人驻守的小小的宁远城，大汗怒了，亲临前线指挥，被红衣大炮打伤，不治而亡。
当大明朝的头头脑脑们终于相信这一切确实不是梦后，那种兴奋劲简直没法说了。天启皇帝大奖功臣，此次大捷，全赖朝中各位爱卿领导有方，寡人重重有赏，钦此！皇帝没有食言，朝中那些连宁远在什么地方都搞不清楚的大员们个个都捞到点油水不说，连魏忠贤一个刚出娘胎的侄孙都封了个伯爵，据说是如果没有魏公公殚精竭虑，运筹帷幄，宁远一战是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绩的——这就是逻辑，打了胜仗是魏公公领导有方，打了败仗是前线指挥官们贯彻方针不力。既然如此，那个小小的宁前道叫什么袁崇焕的，功劳也就是一般般了，赏他个辽东巡抚拉倒（事实上，当时辽东全境几乎都在后金的控制下）——反正这种官没有人敢做，便宜他算了——钦此，大家快谢恩啊！
金庸先生写过一篇《袁崇焕评传》，认为袁崇焕最大的性格特点，就是广东蛮子不要命的倔强，认死了的理，几十头牛都拖不回来。袁崇焕拿身家性命赌来的宁远大捷，成了朝中大员们进身的阶梯。自己仅仅当了个辽东巡抚，他倒是没什么想不通的：辽东巡抚虽然不是什么美差，还随时有性命危险，但总算是方面的负责人——这就有机会来完成自己的理想了。
满清大军铩羽而归，当上了大汗的皇太极和兄弟们总结，认为明军之所以能取得胜利，在于袁崇焕善于守城，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要和明军野战。数年后，后金十几万大军再度西进辽西走廊，进攻袁崇焕把守的宁远、锦州。然而这次攻势最后却以在锦州城下野战输给明军告终。从此，明由战略防御进入了战略相持，辽东的恢复已经不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了。
可是这个时候，袁崇焕却因为和后金商讨议和的可能被朝廷撤了职。自南宋以来，中国人就耻言议和，仿佛只要谈议和就是秦桧，只要谈抗战就是岳飞似的。事实上，历史没有这么简单。袁崇焕的时代，明朝的问题在于内部，事实上，明朝的灭亡被今天的人认为是财政的破产而非军事的失败：万历初年明朝的正常岁入是四、五百万两左右，可是自从努尔哈赤举兵以来，由此而引发的“三大饷”等加派后来竟征到了二千多万两，如此涸泽而渔，国家怎能不亡？袁崇焕统率的蓟辽军区，就经常搞到没有粮饷的地步，甚至因此发生了士兵哗变。这种情况下如果能用一年二十万两银子换来暂时的喘息机会（何况对方还有相应数目的回赠礼品，事实上这仅仅是一种对方稍占便宜的经济贸易，和南宋的岁币性质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迫使皇太极对明朝称臣，把敌对性极强的“后金”国号改成了比较中性的“清”，应该说在外交上还是成功的。），稳定辽东的局势，何必一定要花每年六百万的辽饷（而且这还仅仅只是一个维持费用）？南宋的局面是可战而不战，明末的局面是不可战而战，天下事哪有生拉硬扯的对号入座？因为做的事太超越当时人的思想境界，袁崇焕只好回老家呆着了——尽管还有不少人又凭着宁锦大捷升官发财，但并不妨碍他们在袁崇焕身上踩上几脚。
直到崇祯当了皇帝，才又想起袁崇焕的好处，委任他为兵部尚书兼蓟辽督师，皇帝年轻气盛，问袁崇焕多少时间可以恢复全辽，袁崇焕答道，五年。下来之后，同僚们担心他把话说得太死，五年以后万一没有克服全辽，皇帝责问起来怎么办？可是这个担心是多余的，皇帝连五年时间都没有给他。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领满清大军再度入侵，他们不敢碰袁崇焕，绕过辽西走廊，从大安口、遵化一带突破长城防线，直抵京师。袁崇焕帅所部九千骑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