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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趴在车窗，昏昏欲睡。
火车在长沙站停了约10分钟，火车启动时广播里那个甜甜的女子声音又说，“对不起，亲爱的旅客朋友们，火车晚点，大约晚点25分钟，可能给您的旅途带来不便，我代表铁路部门向大家表示歉意。”长沙实属大站，上车的人特多。他们一股劲地往车厢钻，似乎准备把原车厢的我们挤死。男女老少，胖肥黄廋，参差不齐。他们一下子热烘烘地填满整个车厢。因第一次坐长途，开始时竟有些兴奋。最后感慨：坐长途火车可真是件无聊得不能再无聊的事呀！人生意义何在，我为什么要去上大学？
其实，故事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了。当然，那时的我对此一无所知，我天真地以为离开雁城便可以获得新的希望，脱离母亲的阴影，背弃父亲设定好的命运。
许多时候我觉得，人是用来承受苦难的一个代言词，它的存在只说明世界的残酷与绝望。所以，人是为了击败苦难而存活于这个世界的，他不需要屈服。不过我永远也无法理解母亲的死因，她是那么倔强，她怎么可能屈服于这个世界？
阿木说，大学时代的爱情比做长途火车更无聊。
阿木的同座，是个矮胖的老头，这时他正用那特严重的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和站在他旁边的老太太夸夸其谈。他们的话题实在广泛，从广州一家小型皮革厂的小女职员被65岁高龄老板强奸事件，扯到美国9。11事件中五角大楼被毁的原因，然后又回归本国，滔滔议论起人民大会堂门前石台阶的制造材料。特别是“强奸事件”，老头讲得最为绘声绘色，讲到高潮时，手舞足蹈，口水飞迸三千尺。我很敬佩老头的口才和勇气，不过我始终不喜欢他。他让我觉得恶心。当然，在这时，往往谈话中也有一两个陌生的年轻人偶尔插嘴（就好像许多电影里那样），以便及时提醒他俩说话小声一点或者言语文雅些。后来，我才得知那个老头竟是个清华大学的教授，对女性和人权等问题有独特的研究，甚至在危机时刻救过我的命。
那老头儿却不以为然地说，“哎呀，年轻人懂什么啊？人家做都敢做，我难道连说都不许吗？！——哎呀，没说几句（你们）就不耐烦（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卡耐基的书，你们可要好好读读哦——那里面什么都没有，就是有‘现在年轻人最欠缺的做人’。算啦，不跟你唠叨啦——对了，太太，我们刚才聊到哪儿了？哎呀，我都忘记啦！——呀呀，你看我这记性！”
广东人说话“啊哦呀”等尾音最重且最常见，仿佛拖着长长尾巴的蝌蚪，尾音特长，让人受不了！
我问阿木发什么呆。
阿木神秘地告诉我，说，“莫（别）说话，恩（你）看，看恩（你）身后的那位（女孩）妹仔，真的蛮好看！”平头平脑的阿木雁城口音很重，“妹仔”和“蛮好看”两词完全是雁城方言。
我回头一看，果然后排站着一位年龄相当的美女。因无座，她如模特般亭亭玉立地站在那儿，第一眼映入眼帘的是她那染黄的短发和高傲的不可一世的眼神。此人，便是小说中赫赫有名的紫晴，她对故事的发展至始至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我始终未爱过紫晴，我只爱丘丽寒雪。许多时候我觉得，她义无返顾地追我，仅仅是为了满足她那好胜的虚荣心罢了，并非为了爱。
紫晴毕竟是都市少女，有着与我们农村完全不一样的生活和过去。她一出场便气度不凡，身穿一件粉红贴身的T恤和齐膝的短牛仔裤，美丽而前卫。从我第一眼注意到她至现在，她那直板飞利浦手机像壁钩紧紧粘在墙壁一样，紧紧地粘在耳边，从未离开。她和电话那头的人一边笑一边聊，没完没了。她的整个人，自上到下给人一种干干净净的感觉，仿佛一枝柳条，苗条而富于柔性。尽管母亲说过，人不可以貌取，但我还是暂时被她的外表所迷惑。
阿木用雁城方言激动地说，“哇，机会来了。”
陌生女孩往我和阿木这边走来，电话未挂。
阿木主动给这个陌生女孩打招呼，她不理，反而冲我大声呐喊，“喂！——”我假装没听到，从随身带的背包中掏出母亲遗留的那本蓝色封面的爱情小说《惑》，信手翻开一卷，埋头阅读，根本不予理睬。
她又说：“喂，同学？”
这时，我才突然发现她右手还拎着一个灰色的耐克牌小背包。她的右胳膊重重下垂，包里的东西应该挺沉。
我埋着头，仍旧不予理睬。
她第三次说：“你好，同学。”
第三次话语，显然礼貌多了。我漫不经心地用余光瞅了她一眼，并不说话。然后，陌生女孩叫矮胖老头推我一下，她嘴上说一句、手比划一个动作，仿佛是在跟哑巴对话。我学着她的手语，比划比划，问她到底想干嘛。她笑笑，把背包递给我，并示意把它放置到座顶的货物架上去。
窗外远处的小山很矮，一起一伏的。一排排小树整整齐齐地从窗户前闪过，没有留下一点阴影。雨过天晴的阳光很淡、很淡。火车一荡一荡的，像坐村里的拖拉机一样。我头脑昏昏沉沉，趴在桌上没一大会儿便睡着了。不过，迷迷糊糊中我依然能听到老头那严重的广东口音和国内外的奇闻趣事。过一会，又听到那个陌生女孩大声嚷嚷，“喂！起来啦，查票的人来了！”
阿木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们有票，不怕！”
陌生女孩原来没买车票，她把她逃票的计策告诉我，希望我能帮她。人生的许多事无法预知，要是可以选择不认识她，我希望我们一辈子也不要认识。
我说，“不行，太缺德。”
她说，“喂！你才缺德，原来你不是哑巴？！”
我说，“我说过我是哑巴吗？”
她说，“你、你、你这家伙，够狠！算了，我走了，你给我看住座啊……”
后来我才知道她叫紫晴，湖南长沙人，和我一样，86年生，高中刚毕业，第一次独自出远门。据说她此去“传说一年三季冰天雪地的东北CC的某一大学寻找缘分”。女孩子都有一个故弄玄虚的毛病，她们矜持，或者暗示。
不知何时那个胡说八道的老头走了，阿木的同座——我的正对面换成了一位高高的中年太太。那是我第一次遇见安阳主任，我们土木工程系的主任。这时，她正和她身边一个肥胖的大学生聊天。他们之间的话题定格在“大学生消费问题”和“大学生心理变态问题”之间。中年太太发表意见说现在大学生谈恋爱纯粹是一种消遣。那个大学生为了迎合太太的观点，便应声回答，“对，对，大学生活其实是一种病态生活”。
太太说，“小汪（王），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大学四年关键得看你们以啥方式来度过了。”
然后他们又兴致勃勃地谈起双阳湖在…30℃的冬季不结冰的奇闻。传说，一个人如果等了一生都没能等到自己要等的人却又始终不死心放不下，便化作一颗树在湖边等待，生命中的那个他（她）一定会出现。或者，将世间最有灵性的东西投入湖中央，他（她）今生最爱的人将获得一生幸福。在他们聊得正热闹时，我竟昏昏地睡着了。
睡是因为困，而不是梦。
生命中的女主角（4）
火车轰轰隆隆，我昏昏欲睡。
阳光明媚，蝴蝶飞舞。
蓝天白云下，5岁的我一个人坐在旱田埂上，左手捏着油菜花瓣，右手拿着大苹果。我一边笑呵呵地吃苹果，一边抬头守望弯腰没在茂盛的黄黄的油菜花丛中用铁锄除草的母亲。母亲剪着短短的学生头，穿着素色的外衣、灰色的长裤和一双掉了一个拴子的拖鞋。
我看母亲时，母亲也正回头温情脉脉地看着我。她嘴角露出两个浅浅的酒窝，笑嫣嫣的，充满着无限慈爱。她停下手中那两米长的木柄铁锄，脱草帽扇风，以衣角试汗。我们家没人有空养孩子，所以母亲上哪里，我也跟到哪里。母亲吃饭我也吃饭，母亲干农活，我就坐在田埂观望，欣赏美好的大自然。我们的山村交通断绝，与世隔离，虽然济极度贫穷，但地形奇特，景色秀丽。山环着山，水从谷中流，空气清新，四季宜静。
我不敢唤她妈妈，只叫她母亲。
我说，母亲，恩（你）看恩（你）看，那些美丽的在天空中飞舞的蝴蝶们，她们的舞姿多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