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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日子怎么都变味儿了？这不就是一帮傻逼孩子自以为是的生活写照嘛。
理智告诉我，自我陶醉只适合严严实实地捂在心里，让它像一罐儿臭豆腐，慢慢发酵，无聊的时候独自享用，如果非要把它展示出来，那结果除了丢人现眼之外不会有丝毫价值。所以，我还是给自己留点儿脸面吧。
当然，在此后的叙述中，我还会非常频繁地提到我的朋友们，因为即使到了现在，我的生活还是与他们缠绕在一起，但只是他们中的一部分，而至于另一部分，我想说，我们像大多数人一样，疏远了，淡漠了，矛盾了，破裂了。
我也曾经天真地以为我们永远不会像那些俗人一样把友谊走到尽头。别看我对姑娘没什么长性，对待友情，我却莫名其妙地有着一股“只求天长地久”的偏执情绪。此种固执现在看来当然可笑，理由明摆着：有什么事儿是永远不变的呢？
可是，到底又是什么把我和我的朋友们之间多年的顽固友情撕扯得面目全非了呢？——姑娘、环境、金钱……我似乎清晰地找到过答案，又似乎一直迷迷糊糊，不明原委。直到现在，我也不能准确地给出一个解释，我只能似是而非地说：这是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成熟了，我们实际了。
不过，随着年岁一天天地增长，我倒是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既然时光不能倒流，那过去的永远就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无法强求。
可能你听着这些纯属废话，但这个不能不说是老生常谈的道理确实是我在无数次的可以称之为痛苦的思考后才总结出来的。
说这些也许还为时过早，毕竟，我和我的朋友们的故事到此还远远没有结束。但是，在我的脑海里，95年是一个分界线，此前的一段完全独立，正如我说过的，是我活到现在最美好的一段儿时光；此后的一段呢，后面再提。
95年以后，我理所当然地离开中学，接触到更为广阔的世界，接触到更多的形形色色的人，悲哀的是，被我认同为朋友的人屈指可数。也就是说，直到现在，我真正的生活基本上一直封闭在十几个人组成的小小围墙之中。
从普遍意义上来讲，作为一个男人，我的这种生活状态未免有些傻逼；然而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围墙外面好像更是遍地的傻逼，不堪理喻。
我还是怎么爽怎么来吧。
关于友谊，我还想补充两句：我毫不惭愧地认为自己把朋友看得比什么都要重要；我十分惭愧地承认在我和小文相处的岁月中，我一直也没意识到如果我能像珍惜友情那样来珍惜把我看作全部的小文，我将能给她带来如何的满足与快乐。
小文对我看待友情的评价是——“不太正常”。
10。稀里糊涂的考上了大学（上）
95年秋天，我离开了生活了六年的灯市口地区，走进了大学校门，从此结束了无忧无虑的中学时代，迎接着我不可预知的未来。
我上的大学名叫首都外国语大学，专业是西班牙语，一种我此前从没想到过要与之发生什么关联的绕嘴语言。
我的大学是这么上的：5月的一天，正当我在各种考试、讲解、复习和不及格中气急败坏，六神无主之际，班主任周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告诉我首都外国语大学有一个提前招生的机会，如果通过他们的考试，可以不经过高考就直接进入大学，而且，他们的考试中最诱惑我的是根本不涉及让我束手无策的数理化。对于此等美事，我自然是当即欣然接受。
随后，我便去往这所位于西三环附近的破旧大学，和一帮形形色色的来自各个中学的学生们参加了为期两天的各门考试，考完回到各自学校等候通知。
我认为自己能被录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在语文考试中我的作文写得极烂，写完连我自己都觉得恶心，当时我就觉得自己要危。
我垂头丧气地走出考场大门，一抬头，却发现了一大早从家骑车赶来的小文正在笑眯眯地看着我，这让我的心情顿时大为好转。
我甚至清楚地记得小文那天穿的衣服：黑白色条纹的长袖T恤衫，亮黄色的长裙，浑身散发着我熟悉的淡淡香味儿。
两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外国语大学寄来的通知书——我被录取了，也就是说，困扰了我将近一年的学习噩梦顷刻间烟消云散。虽然那份儿通知书印刷得和医院的病例本儿如出一辙，但当时对于我来说却无异于一张大额存折般招人喜爱。我把功劳归结于小文，即使没有任何道理，我始终愿意相信，如果那天她不来找我，我是不会被录取的。
于是，我从一名糟糕之极的理科学生一跃成为一所名牌文科大学中的一员，虽然此后的四年证明我在文科领域中是同样的不值一提。
我轻松了，彻底变为无所事事，连上课的权利都被老师以避免影响其他同学复习的理由剥夺了。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着我的一帮狐朋狗友们的解脱。
7月的7、8、9三天，我的朋友们各自在考场中写出了一片片他们竭尽全力的中文长句，英文单词，阿拉伯数字和物理化学方程式，然后交给老师，等待着高考成绩决定的命运。毕业把我们从同一间不到五十平米的教室里分割到北京的各个角落，东南西北，无处不在。
姚望考上了他的第一志愿——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于是，此后他便能动不动就利用他的专业知识威胁我们：“谁敢牛逼？找我点了丫的‘终生不能停止性交穴’呢吧。”可笑的是，文武听了这话是这么反应的：“姚望，真有这穴吗？哪儿呢哪儿呢，你丫先点我一个吧。”
文武和刘跃然一块儿走进了臭名昭著的北工大，这也是我当初认为自己能考上的最好的学校；田峥和郑雨结伴儿去了联大机械工程学院，一所比中学还小的所谓“高等学府”。
王睿去的是华北电力大学，他当初报考这所学校是因为招生简章上写的地址“德胜门外”距离他亚运村的家不远，考上之后才知道虽然学校确实在德胜门外，但是外了足足有三十多公里，简直能溜达着去八达岭散步；潘迪考了一帮人之中的最高分，但悲惨的是，他仅以一分之差没能混进他的第一志愿人大，而是被发配到了地点号称“花乡”，实际上臭不可闻的首都经贸大学。
谭威和其他几个哥们儿的成绩不太理想，但好歹有了着落，分别上了只需两年就可以毕业的大专。实际上，这所谓的“不理想”此后不久就被我用自身经历证明，他们不过是被迫比我们压缩了两年虚度光阴的自由。
10。稀里糊涂的考上了大学（下）
关于大学，赞美的词语实在层出不穷，我也没必要在此一一赘述。像“大学时代是一生之中最美好的时光”，“大学四年是人生最后的纯真年代”之类的说法，从普遍意义上考虑，我倒也没多大兴趣标新立异，提出什么反对意见。只是涉及到我个人，如果我的哪位同窗好意思向我表达诸如此类的想法，那我必须要对丫说一句：“到一边儿操墙去吧。”
开学头一天我就迟到了，准确地说，我是“起了个大早儿赶了个晚集”。
我走进了陌生的校园，像每个新来的雏儿一样东张西望，不多时就被一栋栋古老破旧的楼房和一群群叽叽喳喳的学生搅得晕头转向。随后，我糊里糊涂地跟着一队新生走进了主楼的一间教室，准备上课。进了屋，我还特意为自己找了一个不错的位置。
随着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的出场，满屋喧闹的学生们立时安静下来。只见这位老师一步跨上讲台，清清嗓子，开始发话：
“同学们，今天我们法语系……”
操，我立马反应过来自己走错地方了。我手忙脚乱地收拾好书包，起身就走，在全屋人莫名其妙的目送中狼狈而逃，几分钟后，又在一屋子学生和老师同样的注视下来到了属于我的教室。
我在慌乱中找到了一个靠墙的座位，低着头走了过去，顺便还环视了一下我未来四年的同学们。叫我泄气的是，女生们个个姿色平平，而来之前我可是听说这所学校遍地都是花朵。
只有一个女生引起了我的注意，虽然她一脑袋长发遮住了大半个脸庞，但露出的那一部分还是让我觉得比较合意。随后的点名中，我知道了她的名字——章吟。
我们头一个认识的是全系的辅导员冯梅，一位三张儿多的“准大妈”。让我怎么说她呢？我想，“俗不可耐，不堪理喻”可能是对她最贴切的评语，而且，这一评价是我和我并不欣赏的大学同窗们之间不多的共识之一，可见此人是多么善于招惹各类人的厌烦。
冯梅用一番乏味难忍的低水平发言拉开了我们四年大学教育的序幕，一说就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