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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初有印地，岁征其税，后见流入中国，吸食渐众，销路日畅，于是印度人之操其业者，莫不争种。印酋英官见获利之钜也，咸命官经理其事，不许民间私种。英于孟买，加尔格达两海口，设关榷税，箱纳英金六十磅。前明万历十七年，定阿片每十斤税银二钱，是为中国征税之始。康熙二十三年，海禁弛，南洋鸦片列入药材，每斤征税银三分。其时，沿海居民，得南洋吸食法而益精思之，煮土成膏，镶竹为管，就灯吸食其烟。不数年，流行各省，甚至开馆卖烟。雍正中，定兴贩鸦片烟者，照收买违禁货物例，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鸦片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船户、地保、邻佑人等，俱杖一百，徒三年；兵役人等藉端需索，计赃照枉法律治罪；失察之汛口地方文武各官，并不行监察之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尚未及吸食者罪名。乾隆二十年税则，仍载鸦片一斤估价五钱，似征税如故也。
嘉庆十五年三月，京师广甯门盘获杨姓身藏鸦片六盒，请交刑部审办。得旨“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身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本干例禁，该犯杨姓胆敢携带进城，实属藐法，著即交刑部严审办理。惟此项鸦片，近闻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崇文门专管税务，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察，恐尚未能周到，仍著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至闽粤出产之地，并著该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二十年三月，谕粤督蒋攸钅舌等奏“酌定查禁鸦片烟章程。请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先行查验，并明立赏罚，使地方知所惩劝。”等语，“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至奥省行销鸦片烟，积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处分，恐伊等瞻顾因循，查拿不力。嗣后有拿获鸦片烟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员等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处，其仅止失察者，概行宽免处分。至所请获兴贩烟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别纪录加级及送部引见，并军民人等拿获奖赏，以及诬良治罪之处，俱著照该督等所请行。”自是入口者，率暗中偷运，价值益增。洋船初尚泊于澳门，继且移之黄埔，皆于货物交易时，夹带私售。
道光元年，查出叶恒澍夹带鸦片之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加等治罪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于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凡闽、浙、天津之泛海者就地交易，销数之畅如故。何则科条加重，贩者、吸者罪皆不及于死，而有瘾者顷刻无烟，即有性命之忧，是以甘心触犯，购求愈切，奸贩乘其所急，得以居奇。胥役包庇，关津卖放，皆由此起。逮趸船移零丁洋后，而鸦片愈矜贵，价值愈抬高矣。
二年二月，御史黄中模奏请严禁海洋偷漏银两一折，谕广东督抚“洋商与外夷勾通贩卖鸦片烟，重为风俗之害，皆由海关利其重税，隐忍不发，以至流传甚广。著该督抚密访海关监督有无收受黑烟重税，据实奏闻。并通饬各省关隘，一体严密查拿。”两广总督阮元奉廷旨密查，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三年八月，定失察鸦片烟条例“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总由地方官查拿不力所致。向来地方官，止有严参贿纵之例，并无议处失察之条。且止查禁海口洋船，而于民间私熬鸦片，未经议及，条例尚未周备。嗣后如有洋船夹带鸦片烟进口，并奸民私种罂粟，煎熬烟膏，开设烟馆，文职地方官及巡查委员如能自行拿获究办，免其议处。其有得规故纵者，仍照旧例革职。若止系失于觉察，按其鸦片多寡，一百斤以上者该管大员罚俸一年，一千斤以上者降一级留任，五千斤以上者降一级调用。武职失察处分，亦照文职画一办理。其文武官拿获烟斤，议叙均著照旧例行。”惜其时趸船已改泊急水门、金星门等处，勾结内地奸民，往来传送。于是鸦片之来，每年骤增至数万箱。
洋商易货无多，辄载银出洋回国，内地银荒日甚。朝廷忧之。
十年六月，定《查禁内地行销鸦片章程》。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上言“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盖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臣愚以为匪徒之畏法，不如其骛利，且逞其鬼蜮伎俩，则法令亦有时而穷。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尽促人寿命。
海内生齿日繁，断无耗减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应将纹银番洋一体严禁偷漏。又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漫无区别，犯者应请立加斥革，免其罪名。该管上司及统辖各官，有知而故纵者，仍分别查议。
似此变通办理，庶足以杜漏卮，而裕国计。”奉旨交疆臣会议。
时九卿台谏多不为然。给事中许球论“弛鸦片之禁，既不禁其旧卖，又岂能禁人吸食？若止禁官与兵，而官与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况明知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税课，堂堂天朝，无此政体！臣愚以为与其纷更法制，尽撤藩篱，曷若谨守旧章，严行整顿。自古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尽法惩治，而后内地庶可肃清。若坐地夷人，先择其分住各洋行，著名奸猾者，查拿拘守，告以定例，勒令具限，使寄泊零丁洋、金星门之趸船尽行回国。并令寄信该国王鸦片流毒内地，戕害民生，天朝已将内地贩卖奸民，从重究治，所有坐地各夷人，念系外洋，不忍加诛。如鸦片趸船不致再入中国，即行宽释，仍准照常互市。倘仍前私贩，潜来句诱，定将坐地夷人正法，一面停止互市。似此理直气壮，该夷人不敢存轻视之心，庶无所施其伎俩。”得旨“鸦片烟来自外洋，流毒内地，例禁綦严。近日言者不一，或请量为变通，或请仍严例禁。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画，行之久远无弊，方为妥善。著邓廷桢等将折内所奏贩买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窑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丁，严密查拿各情节，悉心妥议，力塞弊源，据实具奏。”是时，鸦片弛禁之议已不行，疆臣奏覆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
十八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将鸦片从严惩办，以塞漏卮。其疏略曰“考诸纯帝之世，筹边之需几何，巡幸之费几何，修造之用又几何，而上下充盈，号称极富。至嘉庆以来，犹征丰裕。士大夫之家，以及臣商大贾，奢靡成习，较之目前，不啻霄壤。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啬邪？窃见近来银价递增，每银一两易制钱一千六百有零，非耗银于内地，实漏银于外夷也。盖自鸦片流入中国，我仁宗睿皇帝知其必有害也，故告诫谆谆，例有明禁。然当时臣工，亦不料其流毒至于此极，假早知其若此，必有严刑重法遏于将萌。查例载‘凡洋船到广，必先取具，洋商保结，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
其时虽有保结，视为具文，夹带断不能免。故道光三年以前，每岁漏银数百万两。其初不过纨衤夸子弟习为浮靡，尚知敛戢，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外来洋烟渐多，另有趸船载烟，不进虎门海口，停泊于洋中之老万山、大屿山等处。粤省奸商，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故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漏至三千余万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