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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予有权。尔若依尔子为储贰，遂肆行无忌，不知予可立即可废。
尔不自量，予顷刻即可废之。尔速领此等人出走。苟不奉旨，不得入也。尔知罪，速叩首请罪而去。”端王大惧，叩首不已。
太后命罚俸一年，以示薄惩。义和团首领在此叫衅，立即斩首。
于是人人震惧，不敢觊觎非分矣。大阿哥曾谓太后曰“请护送太后往热河，让皇帝在京中，与其朋友外国人讲和。”太后斥之，然大阿哥终不悛也。大阿哥年十五，肥胖粗野，状类伧荒，喜着武装。常出外观剧，戴金边毡帽，内着皮衣，外罩红色军服，如夺标者，与伶人、混混等多相稔。颇工马术，亦善音乐。观剧时，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登台代之。
怪状劣迹，殆难悉数。有时为太后所闻，则重加鞭责。忽与侍奉太后之宫女有私。太后知之，大怒，不待罪魁之惩办，早有废立之意矣。又时与内监击瓦片水上，计其纵跃次数以赌胜负，俗呼“打水搬”者是也。又尝于西安行宫殿上踢毽子，殿官称宝座前不宜作此，乃骂曰“宝座是咱所坐，尔敢阻挠耶？”
太后闻之，心恶其粗鄙。及和议成，端王降庶人，编发新疆，大阿哥遂废。然太后犹怜悯之，月给四百金以养赡焉。
○荣禄与袁世凯四则
荣禄为慈禧太后之侄，早岁即受慈禧之宠用，为步军统领，旋犯嫌疑，褫职。未几，为西安将军，崇文门监督，洊升大学士，充军机处练兵处大臣。刚毅与同列，乃言“外患可除，富强易致。”慈禧深信之。盖荣禄虽不足称胆识，而心地尚明白，与端、刚等迥不相侔。当拳匪之乱，荣禄颇依违其间，然于暗中周全者不少，俾和议可成，未始非其功也。当刚毅请攻使馆时，荣禄授董福祥、张怀芝等以意，使勿力攻，而外承慈禧谕助刚毅，以智术全身，此其所长也。刚性傲狠，日督兵攻使馆，每午十二句钟往，互击枪数排而退，若符契然，刚粗莽勿察也。一日，酷热，战兵退，刚乘骑急遁。骑遁，坐草间，气喘欲绝。某司员道经，见而讶之。刚遽摇手曰“勿道！勿道！”时乘骑奔逸，已数里矣，其呆如此。荣禄知之，亦勿劝也。及两宫驻西安，粤人某献石屏，绝新异，慈禧拟赏知县。
荣禄持不可，曰“惟名与器，勿可假人，矧官乎？今进石屏赏知县，倘更重于石屏者，朝廷将何以赏之？”遂反其献。荣禄之识，于此可见一斑矣。当拳乱盛时，端、庄二王屡矫旨，荣禄则电李鸿章及东南各督抚，谓“五月二十四日后矫旨不可信。”鸿章欲入都，禄电江、鄂二督，嘱缓行，俟后命，盖知端、庄特欲害之也。又禄以谋阻废立，因与刘坤一、瞿鸿机、张百熙、魏光焘等益相亲，其能知人、持大体又如此，论者或以太后党而深斥之，不知当日其所补直者，未可厚非也。
戊戌政变时，新旧胜负之枢纽，实操于荣禄之手，而拨其机捩者，则袁世凯也，然此中亦有天运焉。假使袁竟杀荣，除太后，满洲可以不亡，中国时局，又不知成何一种景象；或者非复今日之数次革命，重建共和亦未可知。但当时慈禧太后之运命尚未告终，则荣禄之人才，当然不致归于失败。故袁之以密谕驰示荣禄，乃天诱其衷也。时荣禄握新军之全权，踞天津要区，袁世凯不过受其卵翼之一人，安能与之相抗？光绪帝自不明形势，轻听新进之狂言，而欲令人操同室之戈，岂非颠耶？事实上论之，固为袁奉密谕，驰往天津告荣禄，而不知蛛丝马迹之黑幕中，太后与荣禄早有布置。袁世凯何人，乃肯为幼稚皇帝所卖耶？相传光绪帝与康密谋于正大光明殿中时，早有一莲英腹心之太监，微闻其语，报与太后，特外面佯示镇定，以观其变耳。此非理想之词，荣禄亦将新军一切布置周备。太后盖与其党深思熟虑已久，即非康谋，亦将借阅操之举废立矣。
特其后又深入一层，酝酿以成康谋，则更有所藉口以倾帝。袁世凯早入彀中，幼稚之帝不知，乃以矛攻盾，安得而不失败？
八月初五日，荣禄在天津督署中，方摄衣冠，拟出拜客。忽报袁世凯至，荣即知有非常举动，立命由密室接见，此非彼等先有同谋而然耶？先是，八月初一日，光绪帝召袁世凯入见，时袁为直隶按察使，明系荣之僚属，帝乃误认为忠于己党者。召见时突问“苟付汝以统领军队之任，能矢忠于朕否？”此问可谓奇特，袁岂肯答以“臣不能矢忠于陛下”乎？袁曰“臣当竭力以答皇上之恩，一息尚存，必思效忱。”云云。帝以为其忠恳之色溢于眉宇，确系可信，乃下谕云“现在练兵紧要，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办事勤奋，校练认真，著开缺以侍郎候补，责成专办练兵事务，所有应办事宜，著随时具奏。当此时局艰难，修明武备，实为第一要务。袁世凯当勉益加勉，切实讲求训练，俾成劲旅，用副朝廷整饬戎行之意。”此谕注重练兵，明明道着意旨所在，以太后之精明老练，岂有不知？相传当袁被召，退下仁寿殿时，太后即召入，详询帝召对时语。太后谓袁曰“整顿陆军，本是应办之事。此谕甚为通达，但皇帝行之，太觉勿忙。予疑其别有深意，尔俟皇帝第二次召见，再请予之训令可也。”此数语实已洞见症结，于幼稚皇帝之阴谋，明若观火。袁世凯何人，乃肯自寻死路耶？袁退，太后即命人请帝至，谓之曰“康有为在外昌言无忌，诋毁太后，乃大不法。”命帝即拿办。又以平日责帝之言责之，谓帝近日对己，愈觉改变，于孝道有亏。帝唯唯听命，且陈自愿改悔。太后之于康谋，不啻已明言之。且帝自顾，绝无权力可以抵抗太后，而乃欲雄飞突举，宁非弄巧反拙之事？观此则不待袁之乘车告荣，已可知事之必不成矣。其后荣禄反以曾保荐新党，交吏部议处。太后之作用，可谓十分周密。自是即调荣禄入京，而以裕禄代之，皆太后死党也。荣禄直至临终，常自呼为康党，以为戏谑。太后亦戏之曰“尔曾得尔友之若何新闻？彼实奸臣，负尔好意，竟致反噬。”荣禄亦失笑。是太后之党直视康等与帝之举动为儿戏，成败之数，宁待事后论定哉！
政变后，荣禄入都，授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军队，兼握全国政治兵队之权。此等重权，实为清代绝无仅有之事。盖太后之信任达于极点，亦以报其忠诚拥护之意也。是时，荣禄颇恶新党，钩治极酷，乃反动之力使然。一日，或言于荣，康党在外造清议，专骂中堂。荣笑曰“彼等既逋亡海外，何事不可为，即微清议，吾亦知其骂我。”其后拳乱之始，即语人曰“近支王公无意识之举动，一至如此，得毋为康党庆幸乎？”然端、刚等亦终疑荣禄有媚外心。设非太后信任，早为所倾轧矣。某西字报或论荣之生平，其言绝公允，略谓荣之为人，据中国士夫之见，实能尽人臣之职分，且颇有大臣风度，通达治理，可任大事。当拳匪乱时，中外皆集矢于荣禄之一身，此实康党之谣言。当时无为之辨白者，亦因使馆中人之偏见，又不能得真实之报告故也。彼实以全力阻止举国若狂之拳匪，用尽方法以劝阻皇族，免铸大错，不可为无功。
综慈禧听政五十余年以观，有治世之能，而又赤心报国者，仅曾国藩一人。自此以往，则不得不推荣禄。当满洲皇族盲于大计，倒行逆施，既暴且弱之时，荣禄之先见及勇毅，实大有补救于国家也。由其柄国之日，以至辞世之年（１９０３），吾等观其所为，实乃慈禧最忠之臣，亦为最有识解之参谋。而慈禧之能知人，亦藉以见也。当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时，太后惑于声势之盛及亲贵之附和，复由一己之迷信及希望，漫允端、刚诸人之请，侵夺荣之职权，殆使之无发展之余地。然太后以一时蒙懂，铸此大错，其后仍听荣禄之言，以拘救危局。当国事大败之日，朝廷已陷于危难之境，太后此时所倚恃者，惟荣禄一人。荣亦能尽忠以事太后，不怀贰心。太后初虽未信其言，至后乃服其先见，故中国事势现虽无定，而有一事则毫无疑义者，即吾人当永远记念此明决勇敢之荣禄。其言行可法，无论中外之人，皆当一致。以前所待遇之感情，尚嫌过薄，不足称其功也。当两宫西巡时，众集矢于荣禄之一身；回銮后，使馆中人颇冷视之。彼不知外间之误会，甚以为怒，曾语其近亲曰“余当日竭全力以抵压拳匪，余毫不悔恨。但不解使馆人仇视冷遇之故，此事余不能无忿忿也。”有人曾记载其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