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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形势一无所知的孤儿寡母们正式摊牌。过了一会儿，将士们押着后周宰相范质等人赶来，赵匡胤一脸悲伤地告诉他们自己已经迫不得已做了皇帝，还没等范质等人回话，赵匡胤手下的将领就已经手按重剑，在一旁厉声大喝，为新皇帝大造声势。
看到这种气焰嚣张的样子，范质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于是在短暂的僵持之后，他退到阶下，向赵行礼参拜，其他人也随之拜倒。文武百官们迅速被召集到场，列班站好之后，赵匡胤的谋士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周恭帝的退位诏书，当场宣布周恭帝禅位于赵匡胤。于是赵匡胤被人扶上宝座，接受众人的恭贺，正式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宋，年号建隆，这一年是公元960年。
虽然赵匡胤本人和宋代的史书里都再三声明他是糊里糊涂当上了皇帝，但实际上谁心里都明白，这场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闹剧，本来就是由赵匡胤本人和他的忠实策划者们一手导演的。陈桥兵变基本上是一次和平兵变，没有喋血宫门，伏尸遍野，更没有烽烟四起，兵连祸结，几乎是“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就取得了改朝换代的成功，创造了“不流血而建立一个大王朝的奇迹”。一般以为，这不过是兵权与实力威慑的结果，事实上，兵权、实力等等这些绝对的优势，只能保证兵变的最终成功，至于以什么方式成功，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决策者的谋划水平和政治见识，能够将大事化于无形，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这本身就充分地体现了赵匡胤的政治手段。其中较为明显直观，且为后人津津乐道的一点是：兵变之际，赵匡胤曾数次“严敕军士，勿令剽劫”，从而保证了兵变入城时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由此赢得了民心，“都城人心不摇，四方自然宁谧”。这与五代某些“纵兵大掠”的兵变相比，赵匡胤的“严敕军士”无疑表现出一种政治见识。事实上，严格军纪，争取民心，这是一般的政治常识，五代时的其他兵变者未必全都想不到这一点。问题的关键是，在兵骄将悍，“鼓噪哗变”的情形下，要有怎样的筹划和运作才能将这一点落到实处？从所谓的“点检为天子”传言，到莫名其妙地出现又消失的北汉和契丹军队，包括之后以赵光义为首的图谋叛乱者们何时何地行动，都应当是赵匡胤长期准备、预谋多时的严密而成功的政治行为。当然，这出戏的结局也是完美的，一方面赵匡胤的篡位显得名正言顺，一派民心所向、众望所归的气势；另一方面给了后周朝廷一个措手不及，朝廷大臣和京城百姓们也没有受到太多惊扰和伤害。赵匡胤精心策划的一出好戏就这样表面上波澜不惊地结束了，这场政变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巨大的成功。
重振皇威
与很多开国皇帝一样，赵匡胤虽然用计谋取得了皇位，但并不能表示从此就拥有了广阔的江山和至高无上的权利。当时宋的北边有实力强盛、称霸漠北的契丹政权，在契丹支持之下的北汉也时不时地对宋朝进行骚扰。在赵匡胤刚刚取代后周、建立北宋的时候，他所面临的困境正是当年他的旧主、后周世宗柴荣所面临的问题，他所要实现的理想也正是柴荣早就想做而未来得及实施的。
客观地说，与小小年纪、不谙世事的周恭帝比起来，能力出众而又手握军政大权的赵匡胤确实更适合掌管天下、把握政局，也只有他能够尽快结束战乱的局面，使中原重归一统，重现汉唐盛世。如果抛开“家天下”的眼光来看，除了国号从周变成宋，皇帝从姓柴变成姓赵以外，赵匡胤确实是柴荣未尽理想与事业的最好继承人。而他的夺位除了实现自己的野心之外，也确实符合了历史与时局的要求，真正是“天命所归”的结果。
但赵匡胤很珍惜轻松到手的江山，他不打算让“天命所归”的好戏再度重演。自唐朝灭亡以来，武将们擅立天子的事情可说是少见多怪。赵匡胤自己当了皇帝，建立大宋王朝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杜绝这样的“天命”，消灭手下那帮武夫在擅言废立、改朝换代方面的潜在力量，彻底清除了其他人黄袍加身的可能性。
赵匡胤首先废除了殿前都点检一职，这个帮他登上帝位的名词从此成为历史。下一个需要整顿的是禁军，因为他自己就是靠手握禁军大权而终成大事，其重要性已经显而易见。如果能把禁军的统帅权收在自己的手中，将是再保险不过。当时为赵匡胤统领禁军的是已经跟随他多年征战沙场的大将石守信，为了彻底消除危险，也为了以后不至看到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悲剧发生，赵匡胤在详细思虑以后，决定和大将们摊牌，用和平的方式彻底解决此事。
就这样，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的故事发生了。在赵匡胤许下的“良田美宅、歌儿舞女，显赫富贵、子孙安乐，两无猜忌，其乐融融”的诺言中，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一班大将纷纷称病辞职，解除兵权，到地方上去做了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得到了重重的赏赐，也与赵匡胤结为儿女亲家，从此颐养天年。
综观中国历代帝王驾驭功臣的策略不外乎杀、养、用三种，或兼而有之。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是出于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但是，对功臣采取杀戮的策略，容易激化君臣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与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大肆屠杀功臣不同，赵匡胤采取了对功臣养而不用的策略。对功臣采取养起来的政策比较稳妥，有利于调节君臣关系，赵匡胤用和平的做法，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让所有的开国君主都头疼的军权分配问题，避免了以后出现臣下功高镇主、难于驾驭，以及疑忌杀戮、终成大祸、动摇国家根基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赵匡胤能够采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不与曾经共患难的功臣们勾心斗角，本身也反映出了他的一种仁慈和宽厚，最终得到了历史的认可与称赞，被传为千古佳话。
除了用“杯酒释兵权”的计策将军权收归手中之外，赵匡胤还颁布了一整套有特色的施政手段。他对文官、言官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采取尊敬的态度，并且下令永远不杀士人、不杀言官。在立国之初，赵匡胤就在太庙庆殿的夹室内立下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三条誓约：
一、保全柴氏子孙，不得因有罪加刑；
二、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
三、不加农田之赋。
赵匡胤严重警告后世子孙不得背弃上述誓言，否则即为不祥，必将遭受天谴。后来，当宋朝的新天子即位时，朝拜完太庙之后，必须跪着默诵誓词。按照规定，当时只能有一个不识字的内侍跟随着皇帝，其他人只能远远等候。因此，除了宋朝的历任皇帝，再没有人能够知道誓约的内容。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发生后，金国人为了搜罗战争赔款，将宋朝皇宫的宫门全部打开，人们这才看到了石碑的神秘容颜。据说这块石碑高七八尺，宽四尺多，作为大宋帝国的祖宗家法世世传承。正是在这些誓言的约束下，宋朝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温和的朝代。
志在一统
对于武官以及带兵镇守一方的将军们，赵匡胤的措施是削夺权力、控制钱谷、收其精兵，用这些压制政策彻底改变了自唐末五代时期就兴起的方镇割据、武人当政、朝廷自危的局面，很快稳定了中央政权，提高了朝廷和皇帝的威望。在打好了中央的基础后，赵匡胤下一步的打算就是积聚力量，对外用兵，成就自己早已盘算多年的统一天下的大业。
面对当时混乱的政治格局，赵匡胤根据自己的实力，制立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难”的平定策略。这一策略的制定，是以血的经验为代价的。早在后周太祖的时代，就曾经集聚力量对北汉发动战争，希望能够消灭北汉政权，从此南下时就可以不再有来自背后的威胁，但一直以来都没有成功。到了周世宗柴荣统治时期，也不止一次试图消灭这一心腹大患，但却严重受挫，而且收效甚微，周世宗也死在了北征的征途上。
北汉是辽朝的附庸，两者加起来势力较强。先从强处下手，好处是在北方取得胜利后，南方的弱小国家可兵不刃血地传檄而定。但问题关键在于，以当时宋与汉、辽的力量对比看，宋不占有绝对优势。北汉尽管只有12州之地，但兵精粮足，城坚地险。它臣服于辽，是辽的必救之国。而当时辽朝是个幅员辽阔的强大王朝，在夺取了燕云十六州这块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后，物质基础进一步增强，仅东京道的谷仓即储有二三十万石。辽朝以骑兵为主的军队，更是相当有战斗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