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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捂住受话器，瞅着麦肯齐，问：“进路问题怎么样？”
“我们得新修一条大约一百英里、也就是一百六十公里长的路。还得架三座桥。达席尔瓦会向我们作更详细的汇报。”
雷伯点点头。他向电话里说：“我听着呢，托尼。”随后的两分钟里，远处的声音在向他报数字。“托尼，池田开的价还有反复。要跟他联系上，找出变动的原因。两小时后我再打电话给你。现在，请尼克听电话……喂，是我，尼克。我想知道那艘货船为什么在开普敦比原定的时间多停了四天。还有为什么这家保险公司把我们的索赔要求拖了这么久？给芝加哥的兰斯·洛维特打个电话，让他负责这件事情。还有件事：找一下保尔，告诉他，过五十分钟我打电话给他。是的，我知道他在温哥华，也知道那里现在是凌晨一点，但我要和他通话。谢谢你，尼克。”
他挂上电话。
“干吗要新修一百六十公里路？我们可以利用K17路段。”
“那将需要一条与它衔接的路，工程就更大了，不过我可以问一下达席尔瓦。”
“我自己去问吧，吉姆。那么你呢，让？”
“我要谈的是高岭土问题，”科尔切斯科立即答话。“过去九个月的研究结果得到了证实。矿床的质量是最好的一种，而且就在地面表层底下。只要用脚跟扒开地表就瞧得见。”
“你做过估算没有？”
“粗略地算了一下，至少在三千万至五千万吨之间。我按计划留了一批人在那儿。六个星期内我就能得到准确的数字。”
“这样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能名列第几？第二？”
“第三。但我们还有希望。”
“香港接通了，”对讲电话里的一个声音说。雷伯拿起听筒。
“是我，老韩。请告诉我新加坡这笔生意的情况。接下来再谈惠灵顿的那笔交易。我听着。”
在直升飞机下面九百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块看不出一点人工痕迹的空地。但在两排树木之间却精心地铺设着一条超过三公里长的跑道。从飞机的长方形舷窗望下去，科尔切斯科瞧见几栋绿白两色的建筑。他想让自己松弛一下。在丛林深处刚刚度过的两个月，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尽管那里诸多不便，险象环生，他倒觉得挺快活。
但他却对直升飞机感到害怕。
他需要一个女人。最好是穿衣服的。他开始梦见胸罩和吊袜带。
丛林深处的飞机跑道离原先的橡胶之都马瑙斯不过四百公里，在它的西北面。
一九六九年，与之配套的建筑不超过六十栋，当然不包括飞机库，那里停着十二架大小不一的各式直升飞机和七架其他飞机，其中有一架波音707、两架DC—3型、一架快帆式喷气机；也不包括隐藏在植被下面的巨大车库，那里有一百辆不同类型的汽车，还有建筑机械。
发电厂隐蔽得更好，几乎完全被遮盖了。即使有人作低空飞行观测，也绝对料想不到这个厂的意义非同小可。当然他会瞧见一些建筑物，但他所瞧见的比实际规模要小得多，他也许会认为，那是个比一般稍大的庄园，但仅此而已。
这个无懈可击的伪装使特拉雅诺·达席尔瓦极其满意。最近五年来，随着工作的进展，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亲自乘飞机在这一地区上空视察一遍。他从空中拍下了无数照片，象个间谍似的用放大镜仔细研究。有几次他修改了由八位建筑设计师和工程师组成的专家组画出的图纸（他本人既是设计师又是工程师），甚至增加了树木，并仔细比较树叶的颜色，决不让这片绿色的汪洋露出一点儿破绽。
只有这条起落跑道是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怎样才能使空中看不见这个长度接近四公里、而且笔直的口子呢？雷伯在这点上又毫不通融；他要求做到，即使最大的飞机也能在白天或夜里的任何时候降落。
达席尔瓦作了最大的努力，尽可能突破几何图形的格局，在跑道两边安置了一片片看起来象是被烧毁的林中空地那样的“布景”，并且使用了假目标，如直接画在轮伐作业区的假树和一条穿过跑道的假河（飞行员们曾被它迷惑过），一片假的沼泽地在阳光下会象真的一样忽闪忽闪。这是英军指挥官赫布·托立弗的主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善找乐子的托立弗曾在利比亚用无数辆木头和硬纸做的坦克使隆美尔的军队上过当。
这一切都是在跑道路面上用着色方式完成的，真是妙不可言。由于事先考虑周到，结果很令人满意，只有飞行员们例外，他们一直抱怨不知该把飞机住哪儿停。达席尔瓦不得不设置在大白天也能发出彩色闪光的成排照明灯，并由那些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也能指挥飞机降落的专家管理隐蔽在附近一座悬崖（当然是假的）树丛里的指挥塔。
反正最主要的是：除非亲自到实地去，在那些建筑物之间打上几个转，否则你怎么也猜想不到，平时有—千四百多人在那里生活、工作。
达席尔瓦把刚才那张地图通过滑槽掀开去，接着出现的是另一张，比例为一比二百万。
“这是库鲁皮拉山，”他说。“卡特里马尼河在它南面，这儿是穆卡雅依河。右边是阿皮奥的水面。让·科尔切斯科曾在这一带工作过。”他用一支软黑铅笔在热塑材料制成的地图表面上画了个圈。“我考虑过利用离这儿不过七十公里的K17路段。但筑路工积将是非常艰巨的。首先，这一带的地形崎呕不平，那里是帕里马山脉的丘陵地带，它最高的几座山峰可达一千四五百米。”
他不停地说着，雷伯看着他。同往常一样，达席尔瓦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似乎在他开口之前，雷伯已知道他要说些什么。特拉雅诺·达席尔瓦是巴西人，十六年前，即一九五三年，里约热内卢的律师若热·索克拉特斯把他罗织了去。当时，达席尔瓦只不过是一个土地丈量员，对于自己取得这样的资格已经十分满意。事情发展得很快。他被送往瑞士苏黎世的一所理工科大学深造（爱因斯坦曾在那儿亲自任教），一切费用都有人代付，而且极其大方。以后，由于某个苏必斯一力促成，他在马赛生活了两年，在一家最负盛名的公共建筑公司带薪受训。接着，他又在古巴、香港机场和英国工作过。直到那个时候，他才进入王的工作班子。
达席尔瓦和其他人一样称呼雷伯的名字。他对雷伯的尊敬近乎祟拜，可以说五体投地，同时包含着一种有点儿不好意思、然而毫不动摇的友情。
“很好，”雷伯说。“你认为这条路怎么修最合式，就怎么干。跟让·科斯切斯科一起商量。他作了大量的研究，可以补充你的不足。好，特拉雅诺，现在请谈谈港口的情况。你进行得怎么样了？”
雷伯说的是葡萄牙语，不时夹进几句西班牙语、英语或法语，要看他说话的对象是谁，对方懂哪一种或哪几种语言而定。
达席尔瓦展示了另外几张地图，绘制这些地图的人员有从各处罗致来的第一流的专家，他们来自芝加哥的兰德与麦克纳利公司、东京的帝国书院出版社、斯德哥尔摩的厄瑟尔特地图社、斯图加特的蒙达多利—麦克纳利公司和圣保罗大学地理系。
开始有了眉目的港口设在内格罗河边，位于阿拉萨河口西北大约三十公里处。这是总规划中的第三个项目，另外两个港口设施，即使还没有完全设计好，至少已有大致的轮廓了：一个也是在内格罗河边，位于乌巴尔多·罗沙的出生地莫腊以南约一百公里处；另一个在亚马逊河主流岸上，位于马瑙斯以下近依塔皮兰加处。达席尔瓦尽可能精确、扼要、迅速地作了汇报。
他正打算就卡拉卡拉伊的基地（这是最北面的一个，在布兰科河上）补充若干细节…”
雷伯摇摇头，笑道：“谢谢你，特拉雅诺。我最近刚刚去过那儿。你什么时候去里约热内卢？”
“不忙，”达席尔瓦也笑着回答。
六个月前，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从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尼泰罗伊来到这儿，他们的孩子目前已在去年刚建成的学校里念书。所以达席尔瓦并不思念里约热内卢，何况这里的工作又忙。
这时大概是早晨八点钟。随后的两个小时里，雷伯听了两位农学家恩里克·埃斯卡兰特和黄森的汇报。这两人是这样分工的，委内瑞拉人恩里克负责水果、可可、三叶橡胶和帕拉果的栽培，而法籍柬埔寨人黄森则主管水稻种植和牲畜饲养。
黄森是在磅湛省出生的高棉人，象特拉雅诺·达席尔瓦一样，也是依靠由乔治·塔拉斯任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