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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只剩下两个男人的时候——雪莉上巴尔港湾邮寄她的文章去了，——雷伯具体谈了他的愿望……
“你想成为什么？”塔拉斯问。
“一个无国籍的人。我不想做任何国家的公民。”
“你是奥地利人。做奥地利人为什么就那么讨厌？”
“能不能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以照办，但你的想法肯定行不通。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或者几乎是不存在的。你是否真的要我向你提供所有的细节？我手头没有书，我的书在波士顿，我将在一星期后到那里去准备秋季开课。”
“我希望得到初步的答案，塔拉斯先生。以后还可以详细阐述。”
“好吧。现代最早的无国籍人产生于苏联在二十年代前期通过的剥夺国民资格的法令，那是针对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侨民的；后来希特勒德国和墨素里尼意大利也颁布过。这些和你没有关系。三年前即一九四七年签订的几项不同的和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包含若干有关无国籍问题的条款。确切的条文我记不得了，很抱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国籍状态是不受欢迎的，得不到国家的保护……”
塔拉斯中断自己的话，谛视着这位高个儿、皮包骨、貌似冷漠的年轻人。
“但是你也许觉得自己不需要国家的保护，我说的对吗？”
微笑。
“是的。”
“不过，事情可能会变得对你来说极其困难，比方说，当你想要越过边界的时候。国际法原则上只适用于有国籍的人。放弃国籍将使你失去一些方便，诸如对等互惠……你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
“真是个愚蠢的问题，”塔拉斯说。“作为一个到美国来的奥地利人，你可得到跟一个去奥地利的美国人同样的万便。而作为一个无国籍的入，你就什么也不是，也没有什么可提供以换取你要求得到的方便……”
“诸如成立公司的权利。”
“正是这样。”
“这会不会导致我已经订下的合同全部作废、一律无效？”
“会的。除其他情况外也有这种可能。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干，如果有人确实跟你过不去的话……”
克立姆罗德站起身来。塔拉斯的房子已超过一百年，—问间屋子漆成各种不同红色的天花板相当低。雷伯的头几乎碰到顶。他走到窗前，似乎在凝神眺望黑暗的岛屿和边缘不整齐的海岸线。
“你是否认为，总有一天人不再需要护照，不需要印戳？”
“如果这样，我将感到惊讶，”塔泣斯回答。“我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价都不太高，但在愚蠢的程度上，国家远远超过人们。你该读一读蒲鲁东（注：（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被称作「无政府主义之父」）的著作。他是个饶有兴味的法国人。”
“那么解决办法呢？”
“保持奥地利国籍，或者成为美国人。”
“都不行。”
“或者弄到一张方便护照。”
“那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可以出钱买护照。既然奥地利、美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把你烦死了，处在你的位置，我不妨成为古巴人或阿根廷人。可用抛硬币的办法由正反面来决定。”
“但不是巴布亚人。”
“眼下还没有巴布亚国，”塔拉斯说。“但这一切不可逆料。”
他扑哧一笑，“巴布亚人！”他望着雷伯，直盯着那双由长长的睫毛装饰起来的灰眼睛——它们是如此令人难忘，如此深沉严肃，它们是智慧的火花。
奇迹发生了：雷伯·克立姆罗德也开始笑出声来。他确实笑得痛快极了。
乔治·塔拉斯和他一起纵情大笑，那种强烈的幸福感他将永志不忘。
黑狗 —— 4
迪耶戈·哈斯在池中被喇喇地戏水玩儿得正欢，管家来请他去接电话，说是从美国打来的。
妈咪塔说：“我不知道你在美国还有朋友。”
“这一定是哈里，”迪耶戈答道。
“这个哈里是什么人？”
“杜鲁门。还能是谁？”
迪耶戈拍拍一位女士的手，这位女士名叫孔塞普松（也许是英卡尔纳松？）什么的，她父亲拥有三万公顷土地。尽管如此，她还是相当可爱。哈斯走去接管家拿在手里的电话分机，冲着孔塞普松（或英卡尔纳松）什么的微笑。不论，迪耶戈的母亲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想法，反正他不打算娶这位女士。“但我将乐于把她弄到一个黑暗角落里去，以便往她的裙子里面瞧瞧。”
“哈喽！哈喽！”他兴冲冲地说。“我就是年富力强的迪耶戈·哈斯本人。”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内，他感到一阵寒栗，感到脊背阵阵发凉。
“比利亚维森西奥，”远处一个安详的声音在电话中说。“卡车和圣母像。树下一条无法通过的河。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迪耶戈几乎在窒息中答道。
“还记得咱们之间的一次谈话吗？”
“每一句都记得。”
“现在我需要你。”
“我有兴趣，”边耶戈回答说。“我非常感兴趣。”
一阵狂热的冲动使他兴奋到了极点。通过洞开的房门，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在阿根廷的未来，除非上帝降下奇迹，否则他是无法逃遁的：这个孔塞普松什么的，连带她那三万公顷土地，她爸爸的那些罐头食品厂，她那丰满的乳房和慵懒的姿态，有朝一日迪耶戈醒过来会发现自己已经跟她成亲而不如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要归功于妈咪塔做的某种手脚。“你将变得大腹便便，我的小迪耶戈，”他心想，“整天在老丈人的厂子或森林开发区走马看花，抽抽雪茄，往肚子里填烹调过了火候的牛羊肉，那些浑身珠光宝气、嘴巴象章鱼的肥软女人将用温柔得令人肉麻的眼光盯着你……”
他向电话里说：“无论你要什么，无论在什么时候，天论在什么地方。”
接着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倾听着那个安详的声音，一双黄眼珠子在阴湿的幽暗中闪闪发光。
“我顶多只需要三天时间，”他说。
他晃着脑袋把电话挂上。他的母亲从一群太太们那里走过来，带着甜得发腻的口吻打听消息。
“你认识哈里·杜鲁门，我亲爱的？就是那个美国总统？”
“我认识他，”迪耶戈答道，“他遇到什么问题总要把我叫去。我大概忘记告诉您了，妈眯塔。”
那天，由于钱不够（妈眯塔平时只给月规钱，指望迫使他投降），他卖了自己的一块白金表和一只缀有钻石的烟盒——他二十九岁生日的礼物。他用这笔钱弄到一张护照，姓名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生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比他的实际出生年月早了三年）。两天后，即一九五○年九月十一日，迪耶戈推说去看在布兰卡港开设银行的舅舅，其实坐飞机前往纽约。
当然，他没有意识到此举实为对他来说将持续二十二年之久的一段惊险生涯的开始。
迪耶戈·哈斯最感到自豪的是这样一件事实：他是最早听到王的召唤并且立即作出响应的人之一。
那人姓苏斯曼，是个裁缝。他和他的老婆、弟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他姐姐家的六个人一起工作。总共十七人挤在加起来还不到十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工作时间以外，从午夜到清晨五点钟，这两间屋子还是卧室、厨房、洗澡间、起居室、藏书室、闺房甚至厕所。他从眼镜镜片和他的胜家牌缝纫机上端详着雷伯。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萨泼斯坦，”雷伯说。“我要向你建议的事情十分简单。”
“我完全懂得你建议的内容。我不太清楚的是这件事对你有些什么好处。顺便提一下，你的依地语带有一种很特别的口音。”
“我是从电台函授班学的。收听广播时干扰很大。”
“我相信，到了有人会做不要好处的事情那一天，一定比今天热得多，”苏斯曼说。“你在这笔交易中会得到什么呢？”
“咱们还是从头谈起吧，”雷伯耐心地说。“你在布鲁克林工作、居住。你还到你的住所以外的地方工作。你没有很多场地。甚至可以说，你的工场里如果有人要伸出胳膊量一块料子，他必须把窗子打开。”
“这样他们可以吹到一点几风，”苏斯曼苦笑道。
“你把你们缝制的成衣卖给曼哈顿果园街的批发商店。往返一次要好几个小时……你希望有较大的场地，最好距离你们的销售点近些，这样你们就可以提高产量，有较好的居住条件，较好的……”
“如此等等，”苏斯曼说。
“我不必一一列举了。现在我知道，在那儿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