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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组织路线；它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用毛泽东的思想转换中共原先的工农教育，使其适合于抗战时期的根据地环境。
中共成立后除了创办过工人夜校、农民学校或农运训练班，在1927年前没有大规模进行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共有自己的教育实践是从有自己的根据地而开始的。它的最重要的特征是奉行“阶级论”的教育理念，就是相信：“教育权随所有权走”，“教育成为支配阶级的工具”，从而主张无产阶级必须夺回教育的领导权，让教育成为“被支配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② 。对“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的“教育独立”，平民教育、生活教育、职业教育的观点持否定和批判的态度。
在排拒了“五四”新教育后，中共从苏俄接受和引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思想及其制度。在1927—1937的10年间，中共在江西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参照苏俄经验，相继建立起苏区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瑞金时代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的教育完全体现了共产党的阶级论教育观的基本特色。党和苏维埃政权首先将教育定性为进行阶级斗争和政治动员的手段，坚决拒绝“五四”后兴起的“教育独立”的思想，同时也否定学校作为传授知识单位而单独存在的观点。主张学校不是简单传授知识的读书机关，而要成为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宣传者③，“教育工作应该为战争与进行广泛的马克思共产主义的教育服务的观点出发，教育为着战争……用教育工作帮助战争的动员”，为此，党和苏维埃政权要求一切教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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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统局核送陕甘宁边区教育文化设施情况的调查实报呈谷正纲函件》（1940年1月21日），中国第二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教育，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21—522页。
② 杨贤江：《新教育大纲》，《杨贤江教育文集》，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8—420页。
③ 《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训令抚字第十九号》（1933年1月26日于永新城），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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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政治鼓动性，以此“去提高广大工人与劳动群众的阶级觉悟” ①，其基本方针是教育为革命战争服务，教育面对工农劳苦大众，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尽管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下，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还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活动。
瑞金时代从现实政治斗争和革命动员的需要出发，首次在中国将教育分成三种类型：第一类为干部教育系统；第二类为普通学校教育系统；第三类为针对广大劳苦群众而开展政治动员和扫除文盲的社会教育系统。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这三类教育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在干部教育系统，建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郝西诗红军大学（郝西诗为苏联驻广州副领事，因被指控参加了广州暴动而被国民党政府杀害）以及其他各类军政干部学校和训练班。
在普通教育系统，有列宁高级师范学校和各县、区、乡、村近万个列宁小学；在社会教育系统，从中央到苏区各省、县、区、乡都建立了扫除文盲的组织机构，在中央一级成立“消灭文盲协会临时中央干事总会”，各县、区、乡则普遍建立“消灭文盲协会”，在农村中广泛开办了夜校、半日学校和识字班。
在教育对象方面，实行工农阶级教育优先的政策，地富子弟虽可进入小学学习，但严格禁止厂主、地主、富农子弟升入初中②。各级苏维埃政权对教师也有特别的政治要求，禁止农村中原有的私塾先生从事教书工作。③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在瑞金时代教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新需要对原有的教育方针进行了修改补充。在教育的内容上有了新的扩大，在坚持阶级论教育观的同时，国防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的比重大幅度增加，由此与国内主流教育的思潮发生了联系。
在教育对象方面，虽然继续强调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但已宣布地主、富农子弟也可入学的新政策。对于教师的政治思想和阶级成分的要求也出现了松动，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布只要拥护中共政策，私塾先生仍可继续教学，各根据地也不像瑞金时代那样，强令关闭一切私塾、旧学，而是允许予以保留。
在教育理论方面，即从工农性质共产主义教育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所谓新民主主义教育，即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为革命战争服务，强调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与中央苏区时代所奉行的共产主义教育相比较，新民主主义教育已被赋予了较多的中国民族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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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 《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文化问题决议案》（1931年9月23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第103、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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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9月，中共中央号召在教育领域必须“打破旧的一套” ① ，全面清理“教条主义”对党领导的教育工作的影响。伴随着这年春开始的整风运动，延安理论界、教育界开始全力肃清教育领域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影响，最终完全形成了“毛泽东主义旗帜下的新民主主义教育” ②
1942年4月17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一篇名为《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中共领导的教育应坚持正确的“立场”的同时，也提出应从古往今来优良遗产学习的问题。③
从上述言论看，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教育与以往的共产主义教育在解释方面已不完全相同，但是在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旗帜下，阶级教育、共产主义教育仍然是根据地教育的基本精神，在调整教育方针和具体政策的同时，阶级论的教育观事实上并没发生实质改变。
阶级论教育观的体现之一是继续强调教育的政治功用方面。中共认为，在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必须将干部教育放在教育的第一重要位置，社会教育放在第二位，普通教育（国民教育）放在第三位。④
阶级论教育观的另一体现是在边区的教育内容上，根据地教育完全依照革命意识形态的要求，将政治教育、政治动员放在突出地位。在三种类型的教育中都体现这一原则，以加强受教育者对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并进而改变受教育者的思想意识。
根据地教育唯一可与“五四”教育接轨的仍是在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普遍推行的社会教育。
在延安时期，中共和边区政府还积极推行了一场体现其激进社会改革理想的新文字运动。早在20年代末，著名共产党人和教育家吴玉章就开始在苏联远东地区进行了试行新文字的试验。吴玉章等认为，为了彻底改造中国旧传统，特别是为了解决中国普通百姓学习中国汉字的困难，应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从而使人民大众获得文化和知识上的翻身。1939年吴玉章返回延安后，得到中共中央的支持，随后在边区和华北根据地全力开展了新文字运动。
新文字以拉丁字母取代汉字，以北方话，主要是山东话注音，简称“北拉”。边区各级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进行这场史无前例的试验。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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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打破旧的一套》，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9月11日。
② 刘季平：《论抗日民主立场学用一致精神》（1944年8月），《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56页。
③ 《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4月17日。
④ 《陕甘宁边区教育厅指示各县关于1943年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43年2月14日），《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二）上，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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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边区政府开始在群众性的冬学活动中试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