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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孙哲生先生口述传记》，载《孙哲生先生年谱》，台湾正中书局1990年版，第469页。
⑤ 《孙科自巴黎致蒋介石电》（1938年8月7日），载《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作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二），第4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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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苏联，走苏式建设道路。面对这个矛盾，孙科煞费苦心地试图划出几个界限，向国人提供一个所谓学习苏联的正确方法。孙科认为，向苏联学习除了“学苏联共产党的组织方法，学习他们的办党经验”，还要学习苏联的“整齐划一”，以及苏联人对自己“立国主义”所持的坚定不移的立场。至于苏联的“立国主义”，那是中国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已有适合于中国的三民主义，无需乎舍己求人”。 ① 孙科对左派、右派各打五十板。他说，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人，“不明白苏联实在的情形”，因而有“反对三民主义的言论”；另一部分人则“不明白民生为何物，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和苏联的情形，没有深刻的观察和研究，因而尝有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言论”。孙科声称，“共产主义是人类一种最高尚的理想，就是中国数千年所讲的大同”，“民生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冲突，就是与共产主义也没有冲突”，“两者实在是殊途同归的”。他强调“中国的历史与环境与苏不同”，因此中国只能采取有别于苏联的“不同方法”。他的结论是，“愈是羡慕苏联的人，愈要确信总理的三民主义；愈是信仰三民主义的人，愈应该研究苏联，和苏联携手”。②
孙科以为经过他这一番对向苏联学习内容的限定，中国既能“坚持一定的立国主义”，又可迅速学到苏联的经验。但事与愿违，随着国共关系日益紧张，孙科“亲苏”、开明的形象面临严峻的挑战。1941年后，他追随蒋介石公开反共，然而他并不愿就此放弃“亲苏”的姿态。孙科的反共方法别出心裁，他竟以吹捧苏联的方式反共。
孙科在指责中共“犯了反民族主义的错误”的同时，竭力称赞苏联。他声称，苏联红军抵抗纳粹侵略的英勇战绩，“完全是因为受民族主义感召的缘故”。孙科援引苏联领导人对他的谈话，“中国共产党，应该协助国民党实行三民主义，不必抄袭苏联共产主义的办法”，攻击中共“没有苏联这种革命的气度”。孙科说，中共“这两年的行动，如果是在苏联，是绝不允许的，他们一定要被严厉地制裁”。他还以苏联军队“非常讲纪律”，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的体制和理想都是一律的”为由，要求中共服从“三民主义的纪律”。孙科讲道：“有些人说国民党一党专政，以为一党专政便不是民主国家，这是错误的”，“苏联革命成功，由专制走向民主，还不是以布尔什维克一党建国，一党治国吗？”③
尽管孙科的反共、“联苏”立场与蒋介石并无矛盾，但是随着苏联对华军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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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科：《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1944年3月9日），载《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3页。
② 孙科：《怎样完成总理的遗志》（1940年3月），载《中国的前途》，第3—6页。
③ 孙科：《抗战国策之再认识》（1941年4月6日），载《孙科文集》，第490—4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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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完全中止和美国与中国开始协同对日作战，对美外交立时成为国民政府对外关系的重心，孙科等“亲苏派”的地位与作用已明显下降。孙科只能依托“中苏文化协会”进行一些宣传中苏友好的活动。1944年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进展，日本败局已初步可见，苏联的地位与作用成为影响远东战后安排不可忽略的因素，此又与中国东北问题紧密相连。在这个时刻，孙科再度就对苏问题频频发表议论。
孙科此时已修改了他的反共立场，转而主张为了搞好与苏关系，应用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按孙科的主观意图，这一切主要是为了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与国民政府合作。孙科在1944年已预测到苏联将出兵中国东北，并把此与中共问题加以联系。他分析道，当欧洲战争了结，“苏联也有参加对日战争的可能”，“苏联出兵打日本……一定在东北”。“假便（使）到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的兵力还没到达那里，那时他们当然要找他所认识的人，很可能找中国共产党”。对此前景，孙科深为忧虑。他说“未来东北情形假便（使）是这样发展……东北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样又有一个可能，当然要与中国共产党打起来。而后面有苏联帮他的忙，结果非同苏联打仗不可”。此种前景使孙科不寒而栗。于是他一再提醒蒋介石，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他呼吁，“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①
孙科有关战后对苏外交的设计，得到蒋介石部分的赞同。蒋介石同意对苏友好，也希望争取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的合作，但拒绝因此而从根本上改变对中共的方针。1944年，孙科在国内政策问题上对蒋介石多有批评，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 ② 蒋介石看来，孙科的立场已不堪任对苏外交的重责。1945年，蒋介石转而起用具有亲美色彩的宋子文以及自己的儿子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将对苏外交直接控制在自己手中。蒋介石并且把国民政府对外关系全部寄托于美国，企图以美制苏。孙科于是彻底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
综上所述，从1932年至1945年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增强中国在对日本交涉中的地位，在1932年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继而在抗战前期全面加强了与苏联的合作。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方针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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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怎样应付当前的困难问题》（1944年3月9日），载《三民主义新中国》，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第67—68页。
②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24—7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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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之一，此也造就了孙科“亲苏派”的公众形象。1942年后，苏援停止，美援到来，国民政府的外交重心已转移至美国。蒋介石对苏联仅维持一般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亲苏派”代表的孙科作用已大大降低。抗战后期，苏联出兵东北在即，对苏外交又显重要。但蒋介石已决定以美制苏。由于东北问题不仅牵涉到中苏关系，还与中美、美苏关系复杂纠葛，加之孙科与蒋介石因政策分歧，两人关系已趋紧张，“亲苏派”的孙科终被蒋介石弃用。在孙科涉足对苏外交的整个过程中，蒋介石始终处于中心地位，孙科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角色。虽然孙科在“联苏”与国内政策方面不乏某些想法，也曾试图在政坛上有所作为，但其主张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根本无实现的可能。1945年后，宋子文、蒋经国等已接管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并负责与苏交涉收复东北的问题。以孙科为代表的“亲苏派”已不再起任何作用。随着一系列复杂因素的交互影响，蒋介石的对苏外交也逐渐陷入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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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