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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标榜“重振改组精神，再造国民党”。①孙科和“再造派”认为，造成国民党腐败的原因是党的“历史过于悠久、范围过于扩大，内中的分子逐渐复杂”。②要摆脱国民党的困境，只有重振改组精神，对国民党实行“再造”。孙科鼓吹：“再造”不是“从主义更换起，另组新党”，③因为国民党与其“社会阶级背景并无冲突”，“国民党各派对政治理论并无争执”。④他并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指责中共的各项政策，对“改组派”和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也百般非难。“再造派”批评“改组派”关于国民党应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理论，是“一种共产主义为体，三民主义为用的两栖学理”，攻击第三党“脱离今日的中国国民党，却以本党的主义为主义，本党的政纲为政纲，给国民党带来党脉中绝的极大危险”。孙科和“再造派”坚决反对从国民党内分离出去，另起炉灶，认定救中国唯一的组织仍是中国国民党。⑤
孙科和“再造派”一方面否定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又不满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以及“改组派”、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他们所鼓吹的“再造”只能是一种空洞无力的空谈。孙科提出“再造”国民党具体目标是，用淘汰党员及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方法，打破国民党的各种派系，“彻底革除国民党目前一切不良的现状”，实现“以党训政、以党训国”。以此限制蒋介石的一部分权力，从而结束国民党内的“派别争执”。孙科和再造派的主张声明，他们是想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实行某些温和的改良，而这恰恰背离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主要精神。孙科等的主张和同一时期改组派的主张有某些接近之处，但比改组派主张更加软弱，改组派的“激进”姿态在孙科和“再造派”那儿几乎无存。因此，孙科与“再造派”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像改组派主张那样，在国民党内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孙科等的主张，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围绕国民党权力再分配问题上孙科与蒋介石间的矛盾，但是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冲突。孙科等从自己的立场观察了国民党内的矛盾，批评了蒋介石的独裁，固然与蒋介石的立场存在差异，但由于这种批评之肤浅和表象，所以当孙科、胡汉民拟定的关于“实施训政”、“建立五院制政府”的建议被蒋介石认为可资利用时，孙科、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就暂时得到缓解，而孙、胡与蒋的新的政治联盟也就建立了，于是《再造旬刊》也就宣布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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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③④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⑤ 《中国国民党之再造及其方案》，载《再造旬刊》第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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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党治国”与孙、蒋合作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在1928年对于中国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孙科是“党治”的积极拥护者，但孙科的党治观与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主流派的党治观有重要区别。他的有关“党治”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比较模糊到比较系统的变化过程。孙科企图以自己的党治观，建立开明、温和的社会形象，从而向蒋介石等国民党主流派争夺政治资本。
“以党治国”是孙科作为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用以抵抗蒋介石的一面政治旗帜。1928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将游离于国民党主流势力的孙科、胡汉民等吸纳进国民党上层集团，并且正式宣布国家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
“以党治国”，这是最早由孙中山提出的旨在强调由革命党来领导与治理国家并防止个人独裁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个口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孙中山希望吸取苏联一党制经验，用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实践来防止个人独裁倾向，以国民党领导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把中国推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严重的消极倾向，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它并不能保证这个“党”能否实现它对民主制的承诺，换言之，它本身并不具有能够有效防止一党专政的内在机能。
正因为孙中山“以党治国”口号具有复杂的内涵，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作为孙中山先生之子，并自封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孙科迅速将“以党治国”的口号转变为抗衡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武器。1928年6月，孙科、胡汉民出国考察途经巴黎，即是本着这个想法，由孙起草了一份《党国训政大纲及应付外交方法》，电陈南京国民党中央，要求迅速成立五院制政府，实施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规定的建国步骤，从军政阶段转入到训政阶段。
根据孙中山的设计，在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实际上即是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民党手中。孙科等企图套用孙中山这一主张，提高党权的地位，以党权统辖军权、政权，并用分权的方法限制蒋介石的权力。蒋介石则认为，孙、胡的建议并不能真正限制他的权力；相反他还可以利用“以党治国”口号和“五院制政府”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蒋介石接受了孙、胡的建议，同意建立“五权政府”，堂而皇之地把“以党治国”的口号，改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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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军事独裁专制的护身符。
自1928年9月，孙科返国重新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孙科和蒋介石就实现了新的政治合作。孙蒋合作是以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为前提的。孙科和胡汉民之间，因胡汉民与孙中山存有悠久关系，来往一直比较密切，在政治观点上也比较接近。1928年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孙科、胡汉民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蒋介石都采取了全力支持的态度。然而，胡、孙与蒋介石的合作，并不能消除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并没有改变孙科成为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的现实。孙科在历史上曾与蒋介石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孙科曾与中共密切合作，公开谴责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成为名噪一时的左派领袖。1927年宁汉合流后，孙科虽然支持反共，但与蒋介石仍貌合神离。1928年后，孙科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双方的隔阂与不信任继续存在，孙科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蒋介石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一方面重用CC派，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另一方面，又有意提高黄埔系的地位，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蒋介石的这些活动，使一向高喊“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孙科、胡汉民极为不满。对孙科而言，在蒋介石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维持和蒋的合作自然摆脱不了内心的矛盾和苦闷。他声称，1928年“到了南京以后”，“见蒋全以个人权术淫威势利笼罩一切”，自己原先在广州、武汉时“精神兴奋、愉快无限的心情完全消失”，从此“无聊倦思”、“凡事皆苟且敷衍”。①尽管孙科对蒋深为不满，然而彼此并未发生重大冲突，孙科解释其之所以“勉为隐忍”，乃是考虑“党国艰危”，指望蒋介石“能有日觉悟”，“由统一和平到训政建设，以克慰举国隅隅望治之情”。②但实际上，孙科之所以勉强维持与蒋氏合作，实与其缺少政治资本相关。孙科在国民党内无雄厚的革命历史，其唯一凭借的仅是其特殊的家世背景。1927年后原聚集在孙科周围的所谓“太子派”、“再造派”，在蒋介石的分化拉拢下早已溃不成军。孙科与蒋介石的合作，蒋是主导者，孙是从属者。由于孙科不能彻底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表面的合作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1931年初，孙蒋合作开始出现危机，此时，围绕“约法”问题，胡蒋矛盾爆发，2月28日，蒋介石扣压胡汉民，引起全国政局极大震动，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内一场大规模反蒋斗争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