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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但是，罗瑞卿在1956年7月就已经称他们为“右派”。罗瑞卿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民主人士批评“肃反”，这种问题的性质是我们“肃反”使他们太伤心了，“肃反”挖了他们的墙角，他们失掉了依托，他们与反革命有深厚的感情，他们总想保存反革命以推迟社会主义的建设，和他们在“肃反”问题上的斗争，实质上是阶级斗争。②所以，还在1956年7月，罗瑞卿就批评：黄绍竑最坏，是个机灵鬼，他是表面恭维我们几句，具体攻击。③一年后，黄绍竑果然被打成“右派”，对他的处理要比其它人都重一些，章伯钧、罗隆基被打成“右派”后，都还保留几个职务，如政协委员等，对黄的职务是完全剥夺。而在“肃反”运动中被波及的人，虽经调查，绝大多数人以后都被解脱，但是一年后，凡是在1955年“肃反”运动被触及的人，绝大多数又都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陈星因抗战时期加入过国民党和国民党军队，建国后在甘肃基层林场工作，没有任何错误言论，在“肃反”运动中被送进单位的“剥皮组”接受审查，④后顺延成为“右派”。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倪艮山在解放前曾报考有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政治学校，留下历史疑点，建国初被分配到东北财委，又“看不惯老干部供给制的特权”，祸从口出，“肃反”运动被怀疑是敌特，因对之不满，“反右”中再度落网。⑤
回忆录作者之一的中国医科大学的学生李蕴晖对肃反运动“先假设，后求证”的主观化提了意见，也被打成右派。⑥
安徽合肥医校被“肃反”触击的人，全都顺延成为右派。⑦
肃反运动所要完成的任务之一就是清理在党和政府机关，以及企事业单位中和旧政权有历史和思想联系的那一部分人群。肃反运动的审查对象大多在历史上和国民党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或者出身不好，被审查后心怀委屈，不能“正确对待”；即便没有表示不满，在当时被激化的阶级斗争的思考中，也会被认为是受到审查，心里肯定不满，于是这批人就成为了“右派”。
在各类因历史问题而被审查的对象中，也有因所在单位审干小组认真负责而被“解脱”历史疑点的。回忆录作者之一的郑延当时在北京的《中国少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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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总理在1956年7月15日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发言》，江苏省档案馆藏。
②③ 《罗瑞卿同志在全国省、市检察长、法院院长、公安厅局长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56年7月13日，江苏省档案馆藏。
④陈星：《风雪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l月版，第65页。
⑤倪良山：《沉思集》，香港天马出版公司2005年8月版，第41—42、44一49、59、64一65页。
⑥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杜2002午版，第12一16 ，32—35页。
⑦茅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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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她在学生时代曾“误入”过国民党复兴社的外围组织“三青团青年救国团”，并在参加革命后向组织作过交代。肃反运动中，她所在的单位派出外调人员前往她中学时代读书的芜湖女学，调查结果和她本人的交代一致，郑延的历史问题就得到了澄清。①回忆录《俺这一辈子》的作者李理在肃反运动时是解放军某步校教员，因在抗战时期读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而成为肃反对象，他的运气也不错，组织上“派人千里迢迢作了调查”，与他本人的交代没有出入，就把他的问题视为是“一般的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影响到他的授衔，②尽管以后他还是因历史问题被转业到地方，并成为“右派”。
（三）在城市进行“统合”的方法和步骤
新国家特别关注在城市的“统合”，它的基本内容是摸清“民情”，对广大城镇居民进行细致的政治分类，以了解每一个城市成年人口的政治面貌，新国家很快就建立起对全社会人员，特别是城市人口的“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新国家对社会状况的广泛调查，也包括工人，但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新国家对工人比较宽容，调查和“排队”的重点对象是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因为这些人群被认为和旧中国有较多的历史联系和思想联系。这也和苏联的方式不同，苏联是依靠专门机关的调查，在中国主要是依靠建立党委领导下的人事保卫制度，是对苏联经验的发展。
和党内统合同步进行的是社会统合。从建国初，新国家对全国民众的社会调查工作就开始稳步进行，这就是摸清全国各阶级，各阶层的“民情”，基本策略和方法是对全社会成员，尤其是对城市成年人口，结合现实言论和历史的背景，进行“排队”、“摸底”。在大规模经济建设全面开始后，这项工作的进展进一步加快。新政权高度重视对全国人民政治态度，阶级出身的调查，尤其是城镇人口阶级成份的调查，借助政治运动的巨大冲击力和震慑力，采取一系列方法（动员检举揭发，填写表格，写自传，审干人员外出调查等）检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面貌（阶级出身），将每个人的阶级出身视为是对新政权忠诚度的识别标志，通过阶级成份的确定，在社会广大人群中排列出左、中、右的区分，从此建立起可供查证的社会成员政治忠诚度的识别体系。
在革命年代，根据地所在的农村是革命的中心，经过土改运动，党在农村的阶级结构已经建立，敌、我阵线分明。相比较于农村，城市的情况则较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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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郑延：《人生之曲：我和我的一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9月版，第166—167页。
② 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2004年6月印行，第160—1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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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共产党比较不熟悉城市，而且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受到《共同纲领》的制约，执政党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但是，执政党一定要在城市建立起自己的阶级阵线，这就是一方面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另一方面，又要在城市居民中区分敌、我、友。执政党的办法是：在城市中开展较为和缓的民主改革。所谓“城市民主改革运动”，发生在1949—1953年，就是配合几个大的政治运动，在城市各工厂、机关、学校、商店、街道，对所有人员进行“阶级摸底”，重点对旧人员进行细致的调查（家庭出身，1949年以前的职业、经历），包括查历史，查社会关系，查生活。这项工作在50年代的整整十年里一直持续进行，50年代初只是这项工作的开始阶段。
50年代初的“城市民主改革”推动建立起执政党在城市的组织基础（党、团、工、青、妇），1953年后，更建立起以户口制为中心的，单位、街道、派出所三位一体的综合治安保卫制度，将新国家在城市中的基层结构全面建立了起来。
1953年上半年西南民政局为配合人口普查，对重庆市3个派出所桂花街（商业区）、王爷石堡（居民区）、小龙坎（工厂区）所辖人口的政治面貌进行了调查，3个派出所共辖人口64026人，但“特种人口”高达1868人，占人口总数的3％，占18岁以上人口的6％。所谓“特种人口”是指被管制分子、“释放犯”、缓刑犯、在押犯、居住在城里的地主、登记自新未予管制者、“社会游荡分子”（小偷、暗娼、妓女、舞女）①。至此，所有城市居民的各种情况也被党和国家全面掌握。
1953年后，随着加速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在国内一些社会阶层中出现了某些不稳定的情绪。1955年6月，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在政协上海市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讲话中提到，计划在5年内再镇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由于数字太大而引起上海市工商界、知识界人士的异议②。对于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