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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性格，用行政命令解决一切问题的惯性，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的破坏。60年代初，军事化动员模式在工业管理领域一度后退，但很快又卷土重来，并向其它领域全面渗透。受到意识形态全面支持的集中划一的思维和方法成为这一时期政治文化的显著特点，以至“唯军事至上”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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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初期达到巓峰。在战争年代运用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化方法达成革命目标是顺理成章的，在从军事时期到和平时期的过渡阶段，继续沿用军事化方法和手段进行快速动员，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历史的经验证明，大凡政权更替，胜利者建立新秩序，必然伴随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摧枯拉朽的过程。但在进入长期和平建设阶段后，迟迟未能建立起以法律为中心，体现共性和个性相协调的现代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就缺少了基石，这必然给国家、社会和人民的精神和物质生活带来消极影响。
2．1949年，在农村进行了22年武装斗争的革命者进入到城市，他们面临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如何和城市融合，与知识分子结合，这是在执政的条件下建设国家，发展教育，科学，文化的关键。但如陆定一所说的，解决这个课题对于党和知识分子来说，都是有困难的，因为以农民为主体的党的干部并不熟悉城市，而知识分子对革命也不了解。①在中共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农民是当之无愧的革命的主力军，被广泛动员的农民不仅构成了革命军队的主体，而且在建国初党的队伍中占了的绝大的比重。②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民的狭隘性和保守性被遮盖了，而只是被限定在“小生产自发性”上面，这就造成一种吊诡的现象：一方面，是壁垒分明的城乡二元结构；另一方面，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农民思维，农民习气又受到高度推崇，被赋予了纯正的无产阶级革命特质，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思路下，新老知识分子都受到不应有的批判和排斥，其作用在长时期内难以正常发挥。
3．毛泽东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因素，革命的胜利使毛泽东获得极高的威望，毛泽东成为了革命象征和革命道德的最高体现，其权威具有不受制约的至高无上性，在这种状况下，领袖的自律和智慧成为政策纠错的唯一条件。50代中后期后，一方面是毛泽东的专断性急剧发展；另一方面，他又高度自信，坚信自己已充分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规律，于是，在他的不可违逆的意志和昂扬的理想主义精神气质面前，任何形式的政策纠错机制都无从建立。
列宁说，靠广大工农的热情、冲击和英勇精神，可以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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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22页。
② 到1949年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中共党员组成中，工人成分所占比重仍极小，以工人党员最多的东三省为例，在90万产业工人中，党员只有16508人，占工人的1。8％，到1949年12月，农民党员34031千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936千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赵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 236、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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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任务，“但这个优点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最危险的缺点了。我们总是向后看，以为这同样可以解决经济任务。但错误也正在这里，因为情况改变了……不能企图用昨天的办法来解决今天的任务。”①1949年革命的胜利既是革命的到达点，也是建设的出发点，但“马上得天下”并没有很快转化成为“下马治天下”，这是因为对“革命”与“执政”的互动关系认识不清。“革命”一词在近代中国有完全正面的意义，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改革中国现实的政治力量都自称“革命者”或“革命党”。革命成功后，革命者所面临的环境和任务都变了，经济建设为第一要务，为此需要对过去的传统进行转换，需要建立起以科层化为表征的理性化的经济和社会管理系统，培育具有兼容性的公民文化。和平时期的经济社会管理方式和战时状态下组织形式有着巨大的差异，需要有新思路和新方法，科层制虽然存有种种弊端，但至少可保障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受空想乌托邦的破坏。空想乌托邦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和浪漫主义，在追求理想主义的美好未来时，过去熟悉的记忆和经验不断被唤醒和复制，于是，迷信过去的传统，延续过往的传统，就成为应对现实和未来的不二法门，如此就很难在治国理念和组织形式上向现代公共管理转变。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促成成功的因素在新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成为障碍性的因素，对此问题认识不清，必然大大增加了从革命向执政转化的困难。而这种转化的迟滞一定会给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消极的影响。
指出和分析这些方面是为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观察革命及其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四
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在历史上有重大的正面价值，一切基于反抗社会压迫的革命都是合理的。中国共产革命的出现和兴起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背景，它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因为此前的其它政治力量无法解决近代以来中国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中国革命就是那些基本矛盾，基本问题的反映。在肯定革命对推动社会改造所起的巨大作用时，同时需要对革命的过程及其结果进行深入的探讨，否则无从解释当代史，尤其是50年代历史上的一些重大现象。时至今日，有些学者对“革命”及其内部机制作了更具体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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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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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会革命能够导致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因为社会革命的基础很广泛，有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它的纲领确实符合近代化的主题：追求国家独立、社会公正和解放，推动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①
2．社会革命也有后遗症的问题。革命要求政治有能力全面进入社会和个人的一切领域，其结果是限制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主发展，这就是国家力量无所不在，社会自主性和个人自主性受到限制并最终完全消失，②最后只剩下一个强大到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即列宁说过的所谓“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邹谠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从一开始就包含两个互相矛盾、冲突的方面：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空前地释放了无数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了中国新型的知识精英、社会精英和自由个人及团体；但另一方面，旧制度的全面崩溃使得中国这些新型知识精英和社会精英恰恰痛感迫切需要尽快达成“国家制度重建”。在20世纪上半叶外来侵略的巨大压力下，“国家制度重建”的目标以“社会革命”为手段而强有力地达成，但同时却极大地牺牲了个人自由的目标。③
正因为如此，国内外学术界普遍高度评介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中国20多年的改革进程，认为改革的实质就是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政治权力从社会经济领域逐渐退出，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大社会、小政府”。从国家主导方面来讲，这种进程实际已愈来愈深入，这就是改善领导方式、改善执政方式，用现代公共管理来取代过去的革命动员的方式，也就是从“革命”向“执政”转变，从“马上得天下”到“下马治天下”。
如何评价50年代？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近年来新左派在思想界颇为活跃，他们用以支持其观点的重要论据就是高度评价50年代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新左派的视野内，大跃进、人民公社乃至“文化大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