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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终究只是一个读书人，身上有着浓厚的“中国念书人的习气”，他 的见解哪怕不对，在他乜是出于至诚，完全是内心真实想法的流露，丝毫 也不作伪，因此才充满了一种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浩然之气。他之炮轰 孔、宋如此，他受命于危难之际办台湾大学也是如此，用他喜欢的斯宾诺 莎的话说就是“我们贡献这个大学于宇宙的精神”。来到孤岛，他已抱定 “归骨干田横之岛”的决心，所以才会心无旁骛地办台湾大学，将他最后 的生命都投入进去。台湾大学在他手里迅速崛起，不是偶然的。
1949年：中国知 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1949年，又到了一次时代转换之际，中国知识分子 必须在去、留之间做出选择。据统计，1948年选出的81 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24位选择了出走，占全部院士 的29。6％。其中10位是人文组院士，占全部28位人文组 院士的35。7％。胡适、傅斯年、梅贻琦、梁实秋、毛子水 等或赴美，或去台湾，钱穆到香港办他的新亚书院。毫无 疑问，更多的人选择了留下。这当中甚至包括了洞若观火 的储安平，包括了许多沐浴过欧风美雨、对西方文明怀有 很深感情的人们。
在1949年前夕，国民党当局曾有过将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北平艺专等高校南迁的打算，后来也有迁移浙 大、复旦等大学的企图，不过都遭到了抵制。清华校务会 议讨论迁校无结果而散，在胡适主持的北大校务会上，经 过2个小时的激烈辩论，最后作出不迁校的决定。北平艺 专校长徐悲鸿决定I己不离开北平，学校也不南迁，他的
主张在校务会议上得到了吴作人、叶浅予等许多艺术家的热烈支持。浙大 的迁校计划也遭到校长竺可桢、教授苏步青、严仁赓及广大师生的抵制。
吴宓、陈寅恪、杨树达留下了，沈从文、浦江清留下了，张元济留下 了，竺可桢留下了，李四光选择了回国，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除成舍 我之外，包括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在 香港登上了北行的轮船。出版界、文艺界、学术界的情况大致上也差不多。 难怪长期以文化人身分出现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夏衍在《懒寻旧梦录》的 最后无比感慨地回忆：“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大作家如蒲宁、小托尔斯 泰，以及不少演员都跑到西欧和美国，连高尔基也在国外待了 10年。而中 国呢，1949年新中国成立，不仅没有文艺工作者‘外流’，连当时正在美 国讲学的老舍、曹禺，也很快回到了刚解放的袓国。
当然，这不只限于文艺界，科学家也是如此。被美国人扣住了的大科 学家钱学森，不是经过艰苦的斗争，而回到了祖国吗？在上海解放初期，我 接触过许多国内外有声誉的专家、学者，如吴有训、周予同、徐森玉、傅雷、 钱钟书、茅以升、冯德培，以及梅兰芳、周信芳、袁雪芬等等，不仅拒绝了 国民党的拉拢，不去台湾，坚守岗位，而且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45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夏衍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十月革命后的现象，他只看到了历史 的表面，其实，这一现象背后有着许多复杂的原因，不同的人作出自己的 选择，有着各不相同的理由，不是单一的。将这一切放在历史的多棱镜下 观察，我们在看到知识分子在把握自身命运的时候，不但受到时代的影 响，而且受到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同时受自身思想、性格、情感、家庭 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吴宓之所以留下，就很特别。他自述：“1948年秋，我 即决意辞卸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到成都任教，目的是要在王恩 洋先生主办的东方文教学院研修佛教，慢慢地出家为僧，并撰作一部描写 旧时代生活的长篇小说《新旧因缘》以偿我多年的宿愿。直至1949年春夏 之交，方能来到重庆，暂止于北碚勉仁学院、相辉学院。解放后，我当然 与时偕行，一切生活计划都改变了。那时我所持的是坦率的消极态度：一 身静待安排，个人无忧无惧，但担心中国文化此番不免大受损失。”（转引 自张紫葛著《心香泪酒祭吴宓》2】8 —2丨9页，广切出版社1〃？年版）这是他1952 年7月8 R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的《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
教师》文中袒露的，应该是可信的。天翻地覆之时，他确实没有想过离开 大陆，他想的是“慢慢地出家为僧”、写小说，他以后的选择几乎完全是 被动的。
那些参加了包括中国民主同盟在内的各民主党派的知识分子，他们之 选择留下，实际上起码在1947年国民党取缔民盟那一刻就已注定。政治的 因素固然是主要的，毕竟他们和中共上了同一条反国民党的船，但其中也 有思想因素在起作用。在这些倒向左翼的知识分子中，可以张东荪、施复 亮为代表。那时候主张走中间道路的知识分子普遍相信苏联有经济平等， 希望能在英、美与苏联之间找到一种适合中国的模式，这正是当年盛行的 一种思潮。早在1946年6月发表的《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文中，张东 荪就重申了他在抗战期间提出的——“中国必须于内政上建立一个资本主 义与共产主义中间的政治制度，这个中间性的政制在实际上就是调和他们 两者。亦就是：在政治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 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上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 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 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我相信果真这样做 成了以后，英美与苏联双方都可以放心。在英美看中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虽在经济方面偏于社会主义而决不是赤化，不是加入苏联的赤色集团，不 足以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任何的威胁，在苏联看中国虽采取民主主义，却并 不建立于资本主义上，这样的民主主义没有反苏性，他用不着害怕。”他 认为这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一个折中方案，用意就是想把国民党 “稍稍拉到左转”，把共产党“稍稍拉到右转”，从而建立起一个“联合政 府”，这个“联合政府”必须是建立在共同纲领基础上的，“这个共同纲领， 就是具有中间性的，因为各党所共同承认的纲领必是由于彼此协商，互相 让步，而得着一个折中与调和”。（《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 I79页，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著。他在丨947年4月发表于《观察》周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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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现在是实行新民主主 义的阶段”，“这和我们所主张的民主可说几乎完全相同。”）他把自己的这套兼顾
“文化自由”与“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主义”理论称为“新民 主主义论”（或“新型民主”），与毛泽东那个著名的提法完全…样。
这并不是张东荪个人的见解，他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声 音。施复亮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阐述“中间路线”， 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等一系列文章。他认为“中间路线”简单地 说就是“对内主张‘调和国共’，对外主张‘兼亲美苏’”，并指出“联合 政府是解决一切困难的总匙”。在他看来，“在今天中国的客观条件下，只 有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在客观上才足以代表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整个国 家的真实利益”。因此他提出“新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周鲸文在1947年7月发表《论中国多数人的政治路线》，曾以饱含感 情的笔墨赞誉“中间路线”——“不但是进步的，温和的，不用厮杀而把 国家纳入正常的政治轨道，而且是合乎人道的，具有时效的。它会缩短黑 暗野蛮的期限，它会温和着同胞的彼此爱护，它调解着利益不同的党团免 得各走极端，它使分野的重归于好，它改变破坏的力量而入干建设，她使 进步的统一在团结之下”。（《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第四辑239 — 页）他阐述了自己对苏联民主的认识：
“英美的民主，在形式上很民主，而实际上并不民主，我们称之为假 民主。苏联的民主，在形式上不太民主，而实际上倒没有英美民主之弊， 我们称之为狭民主。……苏联是共产党理论支配下的国家。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