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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共计10万～15万，是可以得到帮助的，斯坦恩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清楚的是，把无家可归支持者兜售的公共住房项目作为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第一号方案将不会给他们带来一点好处。经过四分之一世纪自由主义“革新”，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的残破的精神健康保健体制，尽管政府年度精神健康支出达170亿美元，但从未到他们手中，他们需要能起作用的精神健康保健。
像圣·弗朗西斯之家这样提供治疗和监督起居的志愿机构，提供了一个范例。每位入住者每天只需14或15美元，很便宜，外加一周药费5美元。全美789个社区精神健康中心，重新确定实现最初目标的方向后，加上受到生气勃勃的救援项目的支持，能够照顾多数无家可归的精神病患者。他们可以获得药品，不用住院。仍然开业的州立医院可以长期或定期治疗那些需要住院的病人。
无家可归与自由密切合作
州立医院是基本机构。如果它们在“让精神病人出院”之前常常缺乏人情味，则应当改革而不是废除它们。今天，他们应该多样化：建立监督起居设备、附设门诊精神健康诊所，利用已有的器械和人员。所有的公共精神健康机构，不是让病人陷入无人看管的境地，而是需要形成网络，密切合作。
但是，文明社会如不对不循规蹈矩和发疯之间作出艰难区分，对那些自由地忍受幻想或真实的病痛折磨的人不进行强制照顾，这些都无法实现。最起码“危害自己或他人”模式需要务实应用，而不是今天不切实际地坚信大街上狂放不羁的堕落是宪法保护的“另一种生活方式”。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不是60年代的街头青年，那些人坚持拥有敲着不同鼓点前行的自由，蔑视哺育他们的中产阶级常规。他们并没有勇敢地生活在“甲壳虫”乐队“为何我们不在路上做？”歌中呼喊的60年代自由之外。
如果还需补充，对“危害他人”和“危害自己”部分，现实主义需要有更明确的看法。忽视不仅是不人道，有时很危险，因为没有接受治疗的精神病患者比起理智健全的同胞犯罪更多，更带有暴力犯罪倾向。犯罪的精神病人和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经常是同一类人，这可从以下事实中得出结论。40％的无家可归者蹲过监狱，是犯罪而不是流浪原因入狱，因为有关流浪的法律时至今日实际上从未生效。如果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美国人中属于无家可归的超过受到机构照顾的而让你忧心，你也会因他们中入过狱的和在公共精神病人收容所的一样多而忧心。
与其在监狱和大街上来回穿梭，这些无家可归的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不是更好吗？当然，如果达到那些律师创造的非自愿收治标准，在他们得到医治以前，我们不必等他铸成错误，乃至流血，那就更好。
我记得精神病专家富勒·托里说的“带把斧头走在大街上的显然患有精神病的妇女”。托里根据治疗精神分裂症的长期经验，要求华盛顿警察收押她。“他们拒绝了，”托里在《无处可去》中写道，“他们说她有斧头，但她没有用斧头做任何事。”
我记得德伯拉·桑切斯说的那名男子。1986年的一个春日，桑切斯正带着小孩坐在上曼哈顿地区一个公园的椅子上时，看见一名男子。这名男子尖叫着，大踏步朝椅子这边走来，他朝她和孩子们尖叫，叫嚣要杀人。小孩受到惊吓，桑切斯问正好路过的警察这名男子是否应被带走。“不，”警察回答说，“这些来自无家可归收容处的家伙无害，不用担心他们喊叫。”
一个月后，桑切斯在纽约的一份报纸头版看到了那个“无害”的尖叫者：他在斯塔腾岛渡轮上用刀杀死二人、伤了九人。几天前，在他胡言乱语说上帝和耶稣命令他准备杀人之后，精神病医生把他定为妄想狂。医生没有收治他，相反在他服从幻觉的命令的两天前放了他。
我记得那名极高、干瘦的男子，他几个月来在我卧室窗外大街上夜夜尖叫。他的四肢和躯干像螺栓连起来的机器部件而不像有血有肉，弓着腰一颠一颠地像是一把折刀在迷恋一副骰子。他爱午夜左右开始尖叫，声音似古希腊传令官斯泰托耳那样洪亮，丝毫不差地传达着仇恨和攻击。尽管他的话言语不清无法分辨，但他的尖叫让人心惊肉跳。如果你在睡觉，他惊醒你。他惊醒你的孩子，让他们心惊胆战。他一边尾随着过路人，一边朝他们尖叫，声音响彻半个街区左右。他朝他们挤弄着扭曲的怒容。
接着，他开始推搡过路人，几乎是以拳相向。一天我看见他朝一个正在街角和女朋友手挽手的年轻人走去，一把揪住他的隐私部位。警察常常被人叫去，他们会把他拖到街角或街区尽头十分钟，偶尔他们带他去见医院的精神病医生，那些医生一两个小时内就把他放了出来。
一天晚上，我在走路，看见警察把他捆了起来，塞入巡逻警车去医院。也许他们向医生描述他推人和抓人并说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我想到，也许他们甚至提到释放斯特塔腾岛渡轮凶手的那家医院前一天被一个行业机构训斥并罚款？我从未再次看见（感谢上帝）或听说过他。但这是六个月来晚上的夜间巡视之后。我从不知道他怎么样了，医院只向最亲近的家庭成员发布信息。
我也记得乔伊斯·布朗的荒诞故事。她幻想自己爱上了当地一个电视脱口秀主持人后，称自己为比列·伯格斯。1986年末，当时39岁的布朗住在曼哈顿第二大道边一个供暖炉上。几乎有一年时间，她朝路人尖叫，嘴里说的全是下流话，特别是过路男子也像她一样属于黑人时，她就会尖叫，说下流话……
像在帕普罗纳勇敢斗牛一样，她跑进第二大道中央在车辆间躲来躲去。她身上的臭气难闻得让你掩鼻。她对着化学银行的墙上撒尿，展开一个纸巾，带着所剩无几的优雅，卷起来围在身上。她在人行道上大便，让银行的看门人从工作一开始就清扫。她乞讨到25美分，她会生气地将发善的人误赠的纸币撕成条或烧了。据报道，有一次她攻击一位施舍给她一美元的老年男子，拳头雨点般朝他头上砸去。另一次，她诅咒一名黑人男子并朝他摆屁股，遭到最惨的一次殴打。
无家可归与自由全职秘书
她生长在新泽西州一个努力工作的家庭，自中学开始她遇到了很大麻烦。18岁时，她沉溺于海洛因和可卡因。她因有海洛因被判罪，还有一次因攻击行为而入狱。她编了一份警察记录，记载着她受到盗窃罪、毁坏财物、扰乱安宁的指控。30岁时，她就有幻听、自言自语并冲着人尖叫的怪异行为，但她仍然在新泽西州一个市政厅做全职秘书，直到1984年她因怪异行为被解雇。她的薪水支票以及后来丧失能力的保险金几乎全用于支付毒品开销，而不是房租。1983年被逐出家门后，深受其苦的姐妹们养活她，最后她们也放弃希望，把她赶了出去。此后她转向无家可归收容处。
在第二大道，她引起了当时的纽约市长爱德华·科克的注意。纽约是对极端行为习以为常的城市，纽约市收押前不要求须具备危害自己或他人的标准，而要求危害必须是“近在眼前”。科克试图将标准放宽到“在可见的未来造成危害”，他记起看到乔伊斯·布朗，想到她可作为检验新标准的首例。纽约市一机构在预定时间把她带到白立弗医院，一名精神病医生让她入院。
她仍然还有理智，她不失时机地把电话打到纽约公民自由联盟。
在她的收治听证会上，专家作证说布朗精神严重失常，受到专家支持的市政府争辩说她危害自己，将慢慢死于自我疏忽。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用不同眼光看待她的困境。该联盟认为，她是一个城市企图掩盖自己失败的住房政策的牺牲品。她的惟一失误是：冒犯了市长逢迎讨好的纽约有产者的美感。
不正常？纽约公民自由联盟的专家要求证据。不正常的不是乔伊斯·布朗。出租车司机不也在大街上撒尿吗？哪一部现代电影没有脏话？抗议者不烧钞票吗？就像布朗，假定她以同样的方式抗议物质主义者的美国的压迫，象征性地烧美元纸币。当布朗关注的不是她脑子里的声音而是其他时，她采取了冷静明晰的立场。她宣布自己是“职业”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