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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矛盾往往表现在理论表面上的陈述和它的深层结构之间。后者往往使前者失去意义。
因此，解构主义要做的事就是，证明传统文献的作者想要表达的并不是他们文章字面上的意思，而是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的其他更深层的东西。这一点莱曼在他的畅销书《时代的特征：论解构主义和保罗·德·曼的衰亡》中讲得很透彻。解构主义者如何看待林肯的《葛底斯堡讲话》呢？他们认为，这篇看上去讲平等的讲话中有明显的性歧视。莱曼在书中写到，解构主义者是这样读林肯讲话的：讲话的开始部分是，“87年前，我们的先辈们在这个大陆上创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它是在自由的愿望中孕育产生的，它奉行‘一切人生来平等’的原则。”解构主义者认为，在“先辈们”和“孕育”中存在着明显的转义，以区别权威的家长和有生育能力的妇女。“一切人生来平等”，这里“人”用的是英文里的男人（man）一词。解构主义者认为，文中排斥了妇女，因此绝对谈不上充分的平等。解构主义者把密尔顿说成是性变态者，把《圣经》说成是乱伦和种族主义的东西，也是用同样的分析手段。法律文件也是一样。事实上，解构主义是法学院“法律批判研究学派”的先驱，而后者在法律界正红得发紫。
尽管许多特定文化产生的东西各有“道理”，但没有绝对“真理”。所以，哈佛大学的文学教授伯考维奇写道：“个人主义、自立和自由民主都不是绝对的东西。绝不比过去存在的阶级和王权更接近真理。”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在一篇题为《谈谈人文科学》的文章里走得更远。文章写道：“我们自认为我们选择了民主不是出于意识形态而是因为它是客观真理。真理和我们自己的意识形态不能划等号。”民主和集权一样，都没有什么客观上绝对正确的东西。
这种学术空气，令人震惊地慢慢扩散。1987年，耶鲁大学法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系主任、解构主义的两位大师之一、著名的人文学教授德·曼逝世四年以后，传出消息来说，二战期间，他从未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参加过他家乡比利时的抵抗运动。相反，他在比利时投降派报纸上发表过许多反对犹太人、赞扬纳粹的文章。他的个人生活也和他的学术活动一样邪恶。据莱曼说，他在比利时从事的一项破产生意使他留下了“当地有名的无赖”的称号。他还抛弃了妻子和三个比利时籍的孩子，到美国以后和他任教的巴德学院的一名学生结了婚。
这种人若干年以后在文章中说没有什么绝对的价值，实在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的同伴们对此如何解释呢？他们讲对德·曼的反犹太文章不必当真。他说的是反话。他在耶鲁的同事德理达说，谴责德·曼的人实际上做了纳粹没能做到的事。另一位解构主义者兰德说“反对他的人充满了偏见”，“难道德·曼还不够犹太吗？他自己不是犹太人，但却是真正的犹太问题上的受害者。”
不管这些人怎样无耻地为德·曼辩护，这件事本身就说明解构主义关于没有普遍适用的准则和价值观是多么的虚伪。尽管他们鼓吹文化的相对性，但这些教授当然还没有糊涂到连纳粹是否是邪恶的都搞不清。他们当然知道善与恶有区别。而我们说纳粹是邪恶的不是根据文化，而是根据我们的道德价值观。
这场长达三十多年的“文化革命”把穷人和黑人处境的改善当成衡量美国社会是否公正的标尺。搞这场运动的人认为，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种族压迫的社会。少数民族在这样的环境下注定要失败，而社会却把罪名推在他们头上。为了公平起见，社会应对受害者作出补偿，因为作为民主个人主义对立面的集体权利和集体利益的体现是真正民主的核心。
文化的毁灭提出质疑
大学的政治改革从学生选课时就开始了。哈沃福德大学的“社会正义必修课”给学生列出了一系列课程可以自由选择。区别是，你要么选有关一个受害集团的课，要么选其他的受害集团。反正你逃不掉。哈佛大学每年指定一周为种族主义关注周。它的核心思想海报上写得明明白白：“我不想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但担心我可能下意识地有这种思想。”
当学生们“上了正道”以后，学校有一系列政策确保一切顺利进行。当然中心思想是确保政治改革新思维的权威。不容有任何形式的挑战，开玩笑的挑战也不成。例如，康涅狄格大学规定，如果学生在课堂上消极对抗，故意不发言，或瞎开玩笑，甚至不该笑的时候冷笑，都要受到惩罚。
根据密歇根大学的一条规定，如果在课堂上一个男同学说“干这件事女人不如男人”，那就糟了，他可能因此被处罚。1989年，联邦法官下令取消了这条规定，说，有些话尽管政治上不合适，但如果是事实，总不能不让人说。
这种保护新思维的条条框框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再举个例子。“性方式”仅是个人口味问题吗？如果你是密歇根大学的学生同时想提出这个问题，没门。有个研究生新分到一间两人宿舍。他进去一看，傻了。满墙都是裸体男人的画。他的同性恋的室友告诉他，有时他要用这个房间和同性恋伙伴约会，请他提供方便。他当然受不了，去了管理科，要求调换。结果被告之，他的道德和宗教信仰是“他自己的问题”。不过，后来还是勉强答应了。但要他千万不要披露调房的理由，否则没什么好果子吃。
学校的教授也不许对平等权利法案提出质疑。一位伯克利的人类学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学校目前追求平等权利的做法对白人和亚洲血统的学生是一种歧视。结果有75名学生到他的课堂示威，高喊：“一派胡言！”而学校当局不但不管束学生，反而让系里对该教授的观点进行调查。在哈佛大学，一位颇有名望的历史学教授被校报指控为在种族问题上过于迟钝，理由是在他布置的阅读材料里，有认为平权法案本身就是一种不公正待遇的内容。
在斯坦福大学，学生宿舍管理员根据一项“有色人种计划”在宿舍区到处巡视，甚至在浴室里也贴了宣传品。还多次举办有选择的个别人参加的研讨会。哈佛大学则为每一幢宿舍楼专门配了一名“种族关系指导员”，以规范种族问题，维持宿舍秩序，并“提高大家的种族问题意识”。在斯坦福大学，一个倒霉的学生因嘲笑同性恋者而被迫在校报上公开发表题为《吸取我的教训》的文章表示忏悔，还被迫就此专门接受了政治再教育。
校园被政治新思维笼罩着。根据平权法案改革了管理和人事制度，课程由单一变为多元文化，开了无数次敏感问题研讨会，规定了特别的必修课程，设立了黑人和妇女问题研究项目，建立了只许黑人学生居住的宿舍、活动的俱乐部和交谊场所、甚至出版了只有黑人学生的年鉴。尽管这样，黑人学生还是不是大批退学就是侥幸毕业，成绩也差得可怜。政治改革家们过去把此归因于白人的种族歧视。现在，校园已经翻了天。再这样说就不大合适了。真正的原因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讨论，那就是，平权法案是学生和学校的机制严重脱节。
这样，政治改革运动必然会引发一些难题。学校之所以对学生严加管束，就是因为学生们对满天飞的谎言愈来愈不耐烦。他们当然知道，学校说他们是黑人学生失败的原因那纯粹是瞎扯。他们对到处可见的双重标准非常不满。一位密歇根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告诉德苏查：“现在，有些事实因政治原因而不能公开说。整天听的都是谎言，我真受够了。他们是在用撒谎的办法来反对种族主义。”正如索威尔指出的那样，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拼命让学生接受谎言的行为已经走到了它的反面。反而在北方一些州的校园里引起种族骚乱，而过去那些学校并没有这一问题。
政治改革不仅仅限于大学校园，也从那里蔓延到小学和中学。由于家庭环境恶劣，有些学生不得不在学校里寻找原本应有家庭提供的成功所必须的价值观。但政治改革使这一过程发生了短路。和大学一样，中小学未能有效地宣扬主流的民主价值，反而在那里拼命破坏这一价值，把过去的优秀文化说得一钱不值。这是目前这场历史和社会学教育改革中最荒唐的地方。
校园里的多元文化浪潮始于60年代和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