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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长久不衰地衍传下去。
我躲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解剖着传统文化，试着去给他们一些全新的定义，以便去发现并创造出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我发现，经历过几十年的战争之后，我们这个民族变得没有什么文化了，他们失去了一种共同信仰的东西。比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自八国联军进入中国以来，我们不再有“晨昏三叩首早晚一拄香”的习惯，这样，对于祖先，我们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尊重而慢慢变得淡漠了。这让人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们民族中那些关于“礼”的那些东西是一些繁文缛节，但它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一个人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绝对是不可低估着。
当翻开那些一直坚持着自己信仰的民族的民族史，我发现，他们始终都在坚持着自己民族的礼节。像穆斯林的讼经，斋诫与洗礼，他们就是在这种宗教活动中保存了自己民族性格。而我们却已经把这些记载传统属性的东西看得很淡了。我觉得，像我们这样的民族一定要建立起一种宗教式的崇高信仰，才能让它长久地生存下去。当年就是因为这样我们才一步步落后的。因此，我们现在必须首先要建立起一套属于自己的带有标志性日常生活。
这种说法做起来很难，尤其是在当时，它的可操作性几乎为零。因此当我我想到这些随即又把它否定了。因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反对的就是这些东西，一是不能旧事重提，二是这仅仅不过只是一种想法罢了。
但是社会已经进步了，但文化却没有跟上这已经是一种不争的基本事实。文化并没有给中国人建立起一个健康而又合理的新秩序，没有因为一个国家的成立而让人们受到教育。这既是一种基本事实，又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一直固执地认为，中国人变得没有文化就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西方人打乱了我们宁静而又夜郎自大的生活，让我们感到了痛苦。我们去思索，尝试并验证，最后却没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如今，爆发了文化大革命，又让心地一片空白的中国人陷入了文化的生活苦苦挣扎。几十年的战争已经让中国人变得足够没有文化了。而后两次文化运动的尝试，新文化运动只是教给人们去破坏旧文化，并没有给文化的发展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文革又全盘彻底否定了传统文化，因此，我们都不知道该去信仰些什么了。这些年来，大家为追求建立这种理想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因此，在当时看来，我眼里的世界远远没有像好多人看起来那么多的有趣，它被诸如这样的东西装得满满的，再也装不下什么东西了。
一个人有他自己较为满意的生存方式，我选择了独立思考。
传统文化真是一个巨大的命题呀，我常常一个人对自己这样想着。昏暗中，一灯如豆，我坚持着地下的挖掘。在生活中的低头不语让我错过了很多机会，却也因此得到了很多机会，因为这样，我让自己处于了一个相对安静的位置，能躲开政治漩涡对一个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所有搞政治的人都想功德圆满，全身而退。而在政治斗争中能做到这样的人其实很少。
历史不会特别眷顾于某个默默无闻者。终于有一天，我被斗争的飓风扫中民。其实，这很正常，当时那种情况下一个人若想平平静静地躲在一旁是很难的。
那一年我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并从政府调到一省级社会科学院做行政领导。
对了，再让我们来看看那些朋友们在那个时候都做了些什么吧。
先说说杨易之吧。他跟俞玄结婚之后，两个人同在天津一所著名大学任教，张国之则留在了他所在的那座城市；而关慎行呢。我想，在这里有必要好好地说一说他。早在我们高中毕业那年，也就是1952年，关慎行同张国之考入在一座城市的两所大学。因为种种原因他没能入学。接着，便动了投靠军队的念头，后来参加了著名的抗美援朝战争。战争结束之后他鬼使神差地被分配到青城落户。
当时正任市长的父亲对我这个朋友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当时，他看了看这个年轻人递来的我的书信，点了点头，说：“好，关慎行，名字不错，静观之，慎行之。”
父亲让我的朋友做了一名市政府的书记官，也就是行政秘书。这个从部队上下来的人一开始对社会很不适应，慢慢地，他却越变得来越精于此道。他变得越来越世故，并学会了花言巧语投人所好。因此他成了我们家座上常客。十多年后，也正是我这位亲爱的朋友，成了父亲灾难的掘墓人。
而那些年，身在国外的秀林正音讯皆无。因此，他对镇上后来所发生的一切均一无所知。所以，而今当我们说起那二十年时，他作出了一种十分高昂的姿态对我说：“……都会走弯路的，这很正常。你不要过于强调自己当时承受过多大痛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不过是一个必然阶段罢了，这是每一个民族，或者说每一个政权所必然要经历的命运，像法国的大革命，像俄国的……”
“你没有资格去评价那段历史，你不知道每个人的心灵都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你这样说起来是十分没有说服力的。”我反唇相讥道。不知为什么，每当跟人说起那段历史，我都要如此激动。
“当局者迷呀——”秀林坐在藤椅上，冲着我抬了抬手，“你应该知道，咬着历史不放，或者总是试着去放大某种东西这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不，我们想起它是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历史的意义在于它是对未来的警示。之所以一再强调那段时间是因为它让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太大了。”我一脸正色地对他说道。
“一个人要有历史观呀，他不要总活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秀林一边说着，一边用空洞的眼神望着远处光秃秃的河湾。如今的河湾里一线肮脏的流水曲曲折折，若有若无。大运河早已不再是当年那壮观而又宏大的样子了。
第七卷1
无法为解决这些问题找到一个的合适办法，不知该怎么办的我最终决定将一切忘记。就像一个人决定要痛改前非一样。可是，忘记一切对一个人来说谈何容易？从镇上出来算算行程还有时间。于是，带着一颗冰凉的心，我南下临清，去看望长眠于地下的张先生。
那一年，社会主义建设正处于高潮，没有人去关心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他的心灵正在历受着怎样的煎熬。我想，我要静静地在墓前陪他坐一个下午，我要一动不动地望着身畔大运河那滚滚的流水。而当真正在张先生墓前坐下来的时候，我却发现自己竟恨起自己来了。我恨自己不知道当一个人所有一切都被推翻之后他应该如何面对生活。这时，突然又想起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去做，那就是去完成张先生未竞的志业。我告诉自己：你应该去认真地思考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了，你应该去为我们这个民族的复兴在传统文化里寻找到答案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总沉缅于个人的痛苦。想到这里我感到一阵庆幸。好在曾经遇到张先生这样的人并再一次来到这里。这会让我一生因为积极而严肃的思考而具有意义。于是，在我一遍遍地追问命运是不是过于不公而绝望时候，心中又升起了一种力量。
所有一切都恍若梦境，它们在那个下午的思索中越走越远。
不想再去打扰杨家，我在临清一个小旅店住下来。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是一个想要试着飞翔的人，长途跋涉的疲劳却让自己与梦想遥不可及。双腿像灌铅一样无力抬起，但还是一个人吃力地奔着，咬着牙振臂欲飞。醒来之后明白，这是一个人没有足够的能力摆脱目前处境的力不从心。是衰竭，是绝望，是畅失，是颓丧与焦虑，是像濒临死亡一样不知所措。在梦中我真的好象看不到希望了。一个人最大的困境就是他处于茫然无助的时候仍看不到前进的方向啊。
这让我又加深了对张先生的思念。于是我又在张先生墓前呆了整整一天。转过天来又呆了一个上午。下午决定到临清中学看望金先生。来到中学才知道他于去年已经他调京城。寻人不遇心头又增添几分哀伤。这时我想起了我新婚的妻子俞白。结婚之后，她留在天津，我们两地分居。也许我只能去她那里寻求一些安慰了。
回到单位交待清楚工作，我请长假奔赴天津。
当我赶到天津的时候俞家正面临一场灾难。那灾难是随着社会主义全面建设一起到来的。
建立一个新体制必须要破坏一个旧体制，这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一种必然。而在我心里却认为政治只是一个工具，只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