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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林表示同意我这种看法，他说：“是呀，中国人太聪明了，他们事先把什么东西都看透了，所以他也懒得深究。他们的价值取向是把世界看成自己的世界，个人的世界，以一个人的个体存在作为一个个生命单元，他们只考虑自己在这个单元里的生存状态，这个单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全部。这样一来，没有人再甘愿受苦，也很自然地避重就轻，也很自然地认为，活着只是为了注重自己的个体感受。”
我对他说，你这种说法我不大同意。因为我们对一个人价值的衡量历来不是看一个人在活着的时候得到了什么，而是看他死去之后给人们留下了什么。
秀林说：“这正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自己想做却不愿做的事总是鼓动别人去做。他们总是一边在高喊着这样的或那样的的口号，鼓励别人‘做呀，大家都去做呀，这是崇高的’，一边自己向后退缩。这种聪明成就了中国人，也害了中国人。”
我非常不满地看了他一眼，冷冷地说，你这是先入为主，固执己见！
秀林也毫不让步：“这是一针见血，这恐怕是对中国人来说才是最深刻的剖析，你应该知道只有正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我说，为什么一谈到类似问题我们总是要争吵不休呢？我告诉他，我的态度是有错误可以内部解决，不能张扬。这样才有利于解决问题。这是我们的缺点，但也是我们的个性。
听了我的话秀林不由一哂：真是顽固不化！难怪你做了这么多年官僚，政治呀，政治，到底只是一个维持和谐的工具。
秀林是一天性散淡之人，他总是有意无意间攻击我曾经为官的经历。我说他固执，他倒说我固执。这下，连我搞不清楚到底是谁更固执了。虽然搞不清谁更固执，但我知道，就像六十多年前父亲所预料的，之所以近百年来我们止步不前，并饱受欺凌，这是因为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出现了问题。或者说，是文化方向出现了问题。现在，我们二人的争议，只不过是对这个问题的两种不同态度罢了。
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那一年春节。那是我记忆中一个最完整，最有传统气息的节日。
春节是我们这个民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我们管它叫做过年。当冬天快要结束，常常是在一年最冷的时候，它就夹在大片大片的雪花和呼啸的北风里走来了。
虽然那一年日本人来了，但年还是要过。父亲说，我们不能因为日本人来了就都不知道该怎么活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节日，从腊月二十三开始，一直到第二年二月初二才结束，大约有四十多天的时间。这是真正属于这片土地上每一个人的节日，不管他有没有沉重的心事，也不管平日里积聚着多少莫大的忧愁，在这个时候都是要忘了的。
我记得那个冬天并不是太冷，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人们随着节日的到来很快就忘记了萦绕在心头一年的忧虑，大家按姓氏聚在一起，准备过年。
在过年的时候，我们规定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祭祖。
大年三十早上，也就是过去旧的一年最后一天，不等天亮，家族里所有的男人都要手持香火聚到一起来了，他们由族长带领，到祖坟地里去请爷爷奶奶回家过年。
那个冬天的早晨，我们跟在父亲身后，带着长长的队伍出发了。
父亲走在最前面，他身后是按照辈份排列的家族成员。紧跟在父亲身后的是从东北专程赶回来的，已经白发苍苍的大伯父，他旁边是二伯父。大伯父身后是他那个跟父亲年纪不相上下的儿子泰平，泰平身后是他的弟弟昌平安平；在他们旁边，二伯父身后，依次是二伯父的儿子建平延平齐平治平，再旁边，是年纪跟我们差不多的，看起来有些孱弱的四伯父的儿子作平，我和秀林站在我们这个支系队伍最后面。在我们这个小队伍旁边，是滕家其他支系。他们也按照像我们这样的顺序依次排列着。队伍在晨光中顺着运河大街，向镇子北面河湾深处浩浩荡荡走去。看，这是多么庞大的一个队伍呀！
这个时候，在镇上每个家族都在做着同样的工作。镇上的姓氏很多，这么多庞大的队伍在镇子里行走，难免迎头相遇。每当遇到别家的队伍，站在最前面的父亲总是站住，客客气气地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挥挥手，让别人先行。等他们的队伍通过了，我们再走。父亲说这样显得我们滕家有让人之仁。在队伍里，大家走的是同一种步调，既不能说话，更不能笑，人人必须要一脸严肃，这是祖上定下的规矩。
我们走在通往镇子北面的大路上。这么多人一起行走，想来必定是一种极为壮观的景象。我们手中香火燎绕，它同嘴里哈出的白气混杂在一起，散发出一种怪怪的香味儿。我觉得它跟鞭炮不得爆炸味儿，烧纸点燃的香香的味道是同一种味道。我和秀林好奇地望着队伍里那一张张表情严肃的脸，寸步不离地跟在父亲身后。
终于走到河湾深处的祖坟地里。在父亲的带领下，年长的老人在地上画一个大圈圈。圈子里撮一个小土堆，将手里的香火插在土堆之上，然后纷纷拿出自家带来的烧纸，放在另一个事先画好的圈子里。父亲带头跪下，点纸。
待纸点着了，大家才能下跪。我们一起跟着父亲在火光中下跪。行过三拜九叩之礼，在父亲带领下所有人齐声高呼：“请爷爷奶奶回家过年！请爷爷奶奶回家过年！”
连呼三遍，起身，拍拍膝上的土，再往回走。大家先是分批到我们家拜过祖宗牌位，然后各回自家。
进得大门，要先放下阻挡恶鬼进门的拦门棍，然后，在院子里洒下芝麻杆儿和黄谷草，最后，在迎门的八仙桌供上祖宗牌位，磕头。当时，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把芝麻杆儿和黄谷草撒在院子里，就去问干奶奶。她说，这叫做踩岁，若是有精灵或者鬼怪胆敢进来打扰祖宗过年，院子里就会发出声响，这样人们就可以出来把它们赶走。我想，这踩岁一定是踩碎的意思。
磕过头之后就可以用早饭了。早饭过后的工作是贴春联。
对联在不同的地方是有不同讲究的。比如我们家，大门之上贴的是“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长”；迎壁墙上是表示年关吉利的“物华天宝”；正房门两边，贴的是“国泰民安，人寿年丰”；屋内中堂两侧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天地堂“天地三界十方真宰”真君两边，是“晨昏三叩首，早晚一拄香”；灶王爷前贴的是“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粮囤上贴着“五谷丰登”；牲畜圈里贴着“六畜兴旺”……
当日，不少人到我们家来赶求父亲的春联。父亲早就裁好红纸研好墨立在房里。他对求联者一概是来者不拒。
父亲一直写到中午。最后，活动活动手腕，他又很认真地写了一副很大的字联儿，让我叫来大伯父家的泰平，让他骑自行车去一趟青城，把这东西交给他的朋友、日本人高原正冈。
那天中午，日本人留泰平在青城吃了一顿午饭，尽管泰平多么地不愿意在年三十儿的时候在别人家里吃午饭，但他没有办法。下午，泰平，也就是我们滕家的长子，带着日本人回赠的礼品回来了。
后来发生的那些事情，证明当年父亲给日本送春联的做法是多么地具有先见之明呀。也许，正是因为同日本人的礼尚往来，才让父亲后来在文革的时候戴上了不少“通敌”嫌疑的帽子，但他却丝毫没有因此后悔什么。当年在日本人统治的时候，对于保全整个镇子父亲是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看，我们又把话题扯远了。算了，不要总说这些事了，还是让我们说说过年的事吧。
过年比较重要的一般有三天。大年三十儿这一天主要的工作是祭祖，即“请爷爷奶奶回家过年”，剩下的事儿就是包饺子，一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了。这天晚上，家里所有的人都请到了。我的两个伯父带上了他们所有的家人，还有我三伯母，她带着他们家的孩子们。父亲特别嘱咐我们，一定不要忘了去请四伯母来一起吃饭。他无不伤心地对我们这些小辈们说，你四伯父不在了，我们更要高看他们一眼啊。
天刚一擦黑，大伯父二伯父他们都主动来了，四伯母却始终不见动静。一开始，父亲让母亲去叫。母亲刚走到院子里，就折身回来看着大伯父对父亲说，我怎么叫呀，父亲想了想，说还是让行健和秀林一起去吧。
走到四伯父家。在一间冷乎乎黑乎乎的小屋子里，我看到四伯母正孤独而凄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