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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弄清楚是什么病为好。
于是，林湄决定带小健去北京。钱又成了问题，林湄搞不懂，自己是怎么得罪的财神爷，总是缺钱。一天下午，她犹豫再三，还是去找了刘云婧，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她苦笑着：“你看，我就你这一个富朋友了。”刘云婧也没了办法：“上次你还我的钱，我刚好买了新电脑和复印机。手头只有五千多块。你别急，我再帮你想想办法。”
林湄摇摇头，突然想到手头那本已经写了三分之二的报告文学集，也许能向高其昌预支一部分稿费吧，于是她对刘云婧说：“我有办法了，也许报社能预支稿费。”她匆匆跟刘云婧道了别，向报社的方向走去。
总编室的门虚掩着，传出了谈话声，林湄踌躇着，但还是敲了敲门。里面高其昌说了声“请进”，林湄就径直走了进去。里面还坐着三个人，林湄都不认识，想是广告客户。
“呀，是小林呀！孩子的病怎么样了？见好吗？什么时候上班呀，一线记者还是不够用呀。”一看到林湄，高其昌显得有些兴奋。
林湄只好苦笑着：“见好。只是还没有确诊，需要去北京。”她停了停，嘴张了两张，最后还是说了：“所以，除了再跟您请假外，还想跟社里借点钱。因为不知道要在北京在耽搁多久。我儿子办了保险，回来后保险公司很快就会赔付的，所以……”话说完了，她盯着高其昌的脸。
“哦，是这个样子啊。这样吧，你先回办公室等着，我给你想办法。你不要走，等我电话吧。”高其昌一付若有所思的样子。
林湄见他这样说了，心里好似石头落了地，就点了点头走了出去。
坐在楼下自己的办公桌前，林湄魂不守舍地望着窗外，西边的天空积满了厚厚的云层，虽然刚刚三点多钟，却有种夜色降临的感觉。平日里，办公室的人很多，今天就只形单影只的她一个人，偌大的办公室显得异常的空旷。她觉得自己的心也是这样的空荡，像冬天的田野，只有纵横交错的田埂和枯草在风中伫立着。她不知道为什么总会陷在这种空旷里，没有援手，连一堵可以作为屏障的墙都没有，更别提什么宽厚的肩膀了。难道她生来就注定要这么孤独么？
外面好像起风了，厚厚的云层开始翻滚，像一只只张牙舞爪的恶兽在半空中盘旋。她有点恐慌，就走向门口想打开灯。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她忙跑过去抓了起来：
“阿湄，你到我办公室来吧。”是高其昌的声音。林湄带上门上了楼。
高其昌的房间里也没开灯，办公桌后的柜子显得异常地高大。林湄突然觉得心里发慌。她过去，坐在高其昌的对面。
高其昌笑嘻嘻地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递到林湄的面前却没有放下：“小林，你的困难我很体谅，可是你不是正式职工，所以不能从社里借钱。书还没出，预支稿费就更谈不上。这是我私人的一点意思，也不知道够不够，希望能帮上你的忙。”
林湄有点激动：“这……真是谢谢。高老师，我会尽快还您的。”她伸手要去接。高其昌却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走到林湄的身边，一只手环到林湄的肩膀上，另一只手举着信封放到林湄的手上，他的手把信封连同林湄的手使劲地握到了一起。林湄刚刚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想站起来，对方却已经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林湄挣扎着站起来向门边躲，高其昌也紧随着毫不放手。不知怎么搞的，两个人都摔倒在地毯上。高其昌的头压在林湄的胸口上，他的又凸又亮的脑门抵着林湄的下颏，林湄的手胡乱地在他身上乱抓着，希望能抓住什么用上劲把他扯开。这样一来，就更激起了高其昌的欲望，他嘴里咕噜着什么，用一只手架开林湄的胳膊，另一只手突破了林湄的推挡，伸进了薄薄的针织衫里，按住了那双温热的乳房……紧接着，高其昌的身体也压了上来，带着怪味的嘴盖住了林湄的嘴唇，粗厚的舌头试图突进林湄紧扣的牙齿……
林湄突然停止了挣扎，放开了抵御的手。这一突然的平静使高其昌觉得很奇怪，也停止了动作，他抬起头，只见林湄的眼里满是绝望，大颗大颗的泪流成了小河。
“没想到你真是这种乘人之危的人！”林湄的脸上写满了厌恨。
高其昌愣了一下，从她的身上爬起来：“我真的这么令你厌恶吗？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太喜欢你了。我身边不缺女人，可却连做梦都在想你，这有错吗？你拍拍良心想想，我哪里对不起你？好，你走吧。刚才的事是我错。”
林湄停止了哭泣，却不知说什么话才对。高其昌把她拉起来，又从地上拾起那装着钱的信封递了过去：“钱你收好，可以不必还。这几年，咱们处得挺好，以后，该怎么做，你看着办吧。不过，我还是要说，我是真喜欢你。如果我们能……你让我怎样我就会怎样。”他把信封放在林湄手里，然后拉开了门，把林湄推了出去：“走吧，孩子在家等你呢。”
林湄慢慢地走出大楼，上了出租车。雨点“啪啦啪啦”地打在车窗上，很快就让这世界变成了一片汪洋。
九月下旬的傍晚，林湄背着小健出了北京车站，站在路口上，望着匆匆的人流，她觉得自己如同一粒灰尘。这粒灰尘不知道该坐几路车才能到达地处通县的胸科医院。远远地，她看见有个交警，就走过去问路。还好，北京的交警热情而又耐心，她在正确的指引下搭上了公共汽车。
下车时，天已经黑透，儿子趴在她的肩膀上已经睡着了。她怕他着凉，就摇醒了他，不过此刻，她还担心没地方投宿。
来之前，跟朋友打听过，最便宜的旅店就是小胡同里的民居，住一夜大概只要10元钱。林湄就沿着街边找这样的胡同，还好，几乎每间房屋的墙上都用白的或红的油漆刷着“旅店”的字样，她就摸索着找到一家，进了院子，看看所谓的小小的客房还干净就决定住下了。
房东很快送来了被褥等物，林湄给小健洗了脸和脚，让他在炕上躺着，然后从旅行袋里拿出干粮，又用开水在旅行杯里冲了奶粉。晚餐就这样解决了。林湄跟房东问好了医院的情况后，就躺在儿子的身旁，逗他说话。
电灯是用一根电线接过来挂在墙上的一根钉子上的，黄晕的光照着屋里看不出什么颜色的摆设。林湄恍然进入了电影里演绎的刚解放的农村的岁月，自己也变得虚幻起来。几只蚊子和蠓虫窥见了光从门窗的缝隙里钻了进来，围着她俩嗡嗡地叫着，让人无法入睡。林湄只好又起来找到一盘蚊香点上，熄了灯。
在这样的世界里，她居然做了个不好不坏的梦，梦见她又恢复了往日写作和给学生上课的时光。
第二天6点钟，也没吃饭，她就背着儿子去街对面的胸科医院门前排队挂号。等到8点，医生才上班。她排到25号，医生给小健听了听肺，又看了她带来的胸片后说：“如果在这儿治，还需要住院全面检查，但是我们没有治小孩病的经验，药量的使用恐怕掌握不好，倒不如带孩子去儿童医院，那样比较稳妥。”
林湄只好又领着小健回到住处，拿了行李乘公共汽车返回了市区。辗转打听到了北京市儿童医院时，已经是上午11点多了，她带着儿子在小吃店吃了东西后就进了医院，重新开始挂号住院那一套手续。
交了1万元的住院押金，一切手续都完毕后，已经下午2点多了。林湄拖着小健、脸盆、拖鞋和病号服一大堆东西跟着护士进了病房。等找好了床位后，值班医生走过来，告诉她一大串的注意事项。这时，林湄有点傻了：孩子要在病房单独住，家长不许陪护，每周只有周二、周五下午两次探视时间，每次20分钟。小健也听明白了，他紧紧拉住妈妈的手，毫不放松。林湄就先陪着儿子坐在那里。又过半个小时，护士催了三次：“请家长快点离开。”无奈，林湄只好提着旅行袋向外走，小健哭叫着追了出来，没走几步就被护士拦在走廊中间。林湄回头看着小健穿着肥大病号服的细瘦的身体在蹦跳着喊“妈妈”，心里发酸，抹了把眼泪，横了心，跑了出去。
她走了几家旅店想把自己安置下来，可看着差不多能住的都要30元一天。旅店门口负责登记的阿姨知道她是从外地来给孩子看病的，就建议她住地下旅店――每天只要12元左右，如果加上吃饭不过超过25元。钱要花在看病上，能省就省。
地下旅店潮湿异常，充满着霉味。走廊里的灯整天亮着，是渴睡的老人的眼，浑浊的像蒙着层灰布。窄小的房间，刚容得她转身，半空中全是架设的各类管道。在桌角，她发现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