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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京之前是叶利钦……”
“……”
“前苏联的最后一届领导人是戈尔巴乔夫。他接的是契尔年科的班。他在他的任期内实行了总统制。其后访问中国，受到了我们中国很热烈的欢迎。回国后不久便被围困在克里姆林宫，是叶利钦率一支军队解救了他。两人亲密拥抱后，叶利钦迫他辞职……”
红卫兵肖冬梅一手掩口打了个哈欠。
“老院长”就不说下去了。
肖冬梅赶紧表白道：“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她觉得有失礼貌，很窘的样子。其实她是故意的。起码有那么几分是故意的。当然也不无倦意。刚从九天休克般的状态活转来，身体各方面的系统都未免是娇弱的。但绝不至于倦到在一位可敬长者与自己说话时面对面打哈欠的程度。打哈欠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前苏联的一切事引不起她丝毫的兴趣。她希望赶快换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何况，枕下还有一本对方不肯借给她看的书呢！她一觉得话题没意思，她的好奇心就转移到那本书上去了。三十几年前，她和姐姐看什么书这种事儿，父母也是要严加管限的。她和姐姐都知道那类书无非是怎样的内容。她们从不偷看，好奇心虽有，却没多大。然而枕下那一本书，可是今天的中国作家写的呀！这使她每想到它一次，好奇心就增长一倍。
“老院长”低声说：“没什么。”
他说完这句话，竟也有点儿窘起来。仿佛有失礼貌的一方是自己似的。他暗自觉得，“没什么”三个字，恰恰证明了他挺在乎她的哈欠似的。并且，他是那么的奇怪——这三十几年前的小女红卫兵，倘若对“现代修正主义”不复存在了，以及怎样解体了的过程都不追问究竟，不感兴趣到了对面打哈欠的地步，那么她到底对这世界上三十几年中发生了的什么事感兴趣呢？
两人相互歉意地笑笑，一时无话。
“老院长”交谈的热情降温了。进而索然了。
肖冬梅看出了这一点。
她说：“再讲讲吧。您刚才讲到那个叶什么解救了那个戈什么……”
其实她交谈的热情也降温了。也觉得索然了。所以她说完违心的话后，脸红了。她感到怪对不住眼面前这一位可敬长者的交谈热情的。她暗暗谴责自己——三十几年前，“美帝”和“苏修”，可是中国的两大敌人啊！其中之一如今不复存在了，你怎么都不想听听它是怎么解体的呢？何况，“老院长”他讲得多简明，一点儿都不啰唆！你却被枕头底下那一本自己不该看的书吸去了魂似的，你已变得多么的不可救药了啊！
即使她不脸红，“老院长”也看出了她是怎么回事儿。
他起身道：“我看你还没睡够。再睡一会儿吧。充足的睡眠，能使你的身体尽快地健康起来。”
这话正中肖冬梅下怀，她装出特别乖特别服从的模样点了点头。
“老院长”走到门口站住了，转身回望着她说：“我没忘了什么东西吧？”
肖冬梅眨眨眼睛，肯定地回答：“没有呀！”
他寻思着又说：“我怎么觉着，忘了什么东西呢？”
肖冬梅煞有介事地这儿瞧瞧，那儿望望，还掀起被单抖了抖，然后调皮地说：“您就是有什么东西忘在我这儿了，我还能昧下吗？”
“老院长”笑了：“我可没那么想。”
他刚一出门，肖冬梅就光着脚跳到地上，三步两步跑去将门插上了。她没立刻就回到床上。她站在床边，拿起枕头拍得更松软些，先竖着放了，预备靠着。紧接着改变了主意，认为还是枕着舒服，便又平放了。头一挨枕，一只手就同时伸向枕下，摸出了那一本仿佛偷来的书。那书的封面上，赫然印着两行黑体字是——“连年走红作家；惊世骇俗之著。”“走红”一词，她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流落于城市的那两天里，她听别人在谈论“大姐”时说过“走红”一词。只不过前边加上一个字是“曾”……
“从星期五的下午，我无时无刻不在想象自己和他疯狂做爱。想象他持久的，强奸我似的蛮干，带给我一次比一次痛快的高潮。我想象着我自己怎样在他之下尖叫，咬他……这一种想象使我沉迷不能自拔……”
那小说便是这样开篇的。
三十几年前的初一小女红卫兵，顿时看得血脉贲张，全身火热，连呼吸也不由自主地屏住了……
她更加放不下那一本小说了……
整个上午，另外三名红卫兵也没出过各自的房门。
他们处于“洗脑”阶段。这是救护他们活下来，并使他们成为新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如果不能使他们成为新人，也就是与2001年的时代主流思想合拍的人；或者反过来说，如果不能从他们的头脑中洗涤掉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那么“疗养院”里他们以外的每一个人，就都会不同程度地认为，自己的人道主义责任和义务其实只完成了一半。严格地要求，甚至也可以说是失败了。好比虽救活了人的命，被救活的人却成了精神病患者、白痴甚至也许会对社会有危害的人。当然身负责任和义务的人们并不那么的天真，并不认为在短短的九天或再多一些的天数里，自己能通过什么有效的方式，使他们的“中国病人”们的头脑焕然一新，完全没有了三十几年前的红卫兵思想。不，他们并不这么幼稚。所采取的也非是强迫的方式。他们只不过为另外三名红卫兵的房间里重新配备了电视机，影碟录放机，书刊画册，以及全国各地十几种大报小报。还有电脑。
开了一次核心成员会议。会上讨论得很热烈。甚至时时发生激烈的争辩。
有人说为他们每人的房间里配备一台电视机不算过分，但还要配备影碟录放机的话，则就未免太那个了吧？
“老院长”倒显得特别开通。他说录放机那东西不是降价了吗？便宜的不才几百元吗？该花的那就得花。只要我们能做到，就应使他们尽快地熟悉新事物。
反对者说，那不是也得替他们收集一批影碟了吗？
支持“老院长”的人说影碟更便宜了，盗版的十元钱能买三四盘。
反对者又说，盗版影碟里污七八糟的内容太多了，总不能为他们成立一个审查小组吧？
“老院长”不爱听了，也不耐烦了。一锤定音地说：“别争了。我亲自审查。”
支持他的人不失时机地进言道：“其实，也应该让他们从电视里看到香港台。天线设备好解决，包在我身上了！”
“老院长”也不征求别人的看法了，“官僚主义”地批准道：“当然！香港已经回归了嘛！那就由你去解决！”
配备电脑的提议尤其遭到反对。
有人说他们会操作吗？难道要为他们先开几次电脑操作常识讲座不成？
提议者说那有什么呀？操作说明书一份份地给他们了，保证他们半天就能操作，一天就能打字，一天半就能成网民了！
反对者连连摇头：网上多少垃圾呀，对现今的中国毫无免疫力的三名三十几年前的青少年，要是一下子从网上学坏了可咋办？
提议者就据理力争：要是上网对于他们都成了可怕的事儿，那他们将来怎么办？自杀？还是再由我们来帮他们安乐死？免疫力，免疫力，不接触“疫”，“免疫力”又从何谈起呢？
“老院长”又拍板道：“电脑，给！上网的自由，给！五花八门，三教九流，只要不是黄色的，反动的，都让他们见识见识嘛！对于今天的中国，好的方面，我们就坚持说好。不好的方面，也没必要为当局藏着盖着！好或不好，暂由他们自己去感受，去鉴别，去下结论嘛！总之要让他们尽快了解三十几年间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化！”
他的话获得了他的支持者们的一阵掌声。而他的支持者们，当然皆是中青年人。散会后，他们一边往外走，一边议论，说他的表现可爱极了。说没想到他的思想竟如此开明。而他的老字辈的同仁们，却都说他的头脑“热发昏”了。说他莫名其妙，完全被年轻人们所左右了。有的居然扯住他，不让他走，质问他是否有讨好中青年人的私心杂念？否则为什么对中青年人们的提议一味支持？
而他振振有词地回答：“谁对我支持谁。”
其实，质问他的那一种私心杂念，他确乎是有的。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特别是在赵卫东深更半夜“滋扰”他的事件发生之后，一些关于他的胸怀问题的窃议传到了他耳中。他是个事事要求自己体现长者风范的人。身为长者，胸怀问题受到怀疑，不能不引起他的自我反省。既有窃议，必有腹诽，他再这么一想，就为自己一向接近完美的形象深感忧虑了。所以他的态度和立场，难免地在这第二次“核心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