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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忙到下午6点多才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下面我还要把资料送回到克里总部，因为他们明天还要用这同一份表来进行最后的选民动员。我知道已经不可能再有时间为恰克插牌子了，只好给他打了电话，改为明天帮他站岗，在投票站外发传单。
一切都忙完后，回到家已经晚上8点。我一面继续最后的MoveOn输入工作，一面赶紧给各路联系人打电话，因为我明天上午要先帮郊区的自由党人助选，然后才能到城里去，因此需要找到人帮我看中国城的投票站。另外我很久以前报名参加了一个叫亚裔投票权益保护组织的活动，就是在投票处调查亚裔的投票情况，并帮助解决亚裔所可能遇到的问题，我需要在下午3点到6点的时间段做这件事。好在明天那群高中生会来，我可以让她们帮我。
林及时给我打了个电话，介绍了一个华盛顿来的义工仙特尔（Shantel），可以在明天早上7点就到中国城，一直干到下午。我当然大喜过望，正好张桦也要去做亚裔投票权益保护组织的义工，她的时间段是下午，因此可以在早上帮我。我把克里支持者列表的文件从网上发给了她，让她打印出来，明天和仙特尔会合。
终于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看明天了。
最长的一天（1）
一 郊区自由党
按照计划，今天第一件事是帮吉姆站岗。我在大约一月前跟他约好，在一个投票站见面。那是一个小学，离我家10分钟车程，我在7点准时到达。投票站外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义工，身上带着个“克里——爱德华兹”的徽章，我跟他打了个招呼，走进投票站。
投票站里早已排起了20多人的长队，等待投票。我看了一眼，里面的阵势基本上和我去年所看到的是一样的，一张桌子后坐了三四个人，摆开了三个投票机，前面都罩着蓝色的厚布，这样外面的人不会看到里面的投票。
我走到队伍的最后，发现那里的布告栏上贴着关于如何投票的说明，还有一张选票的模板，让选民可以在进入投票间之前，就基本上明白了自己要怎么做。
顺着走廊，尽头是另一个出口。开门出去后，外面豁然开朗，草坪上密密麻麻上插满了标语牌，从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到州议员，什么牌子都有，其中一张“布什——切尼”的巨型牌子，特别引人注目，选举的气氛一下子扑面而来。原来这边才是进学校的正口。
有三个义工站在那里，一个是中年男士，一个是老太太，还有一位中年女士站在“MoveOn PAC”的牌子旁，我便先上前和她打招呼。我做了自我介绍：我也是MoveOn的义工，负责中国城的选区，但现在是帮我的自由党朋友站岗来了。这位女士叫怀德拉（Wyndra），她说她以前一直是注册的民主党人，后来因为某些民主党人的作为让她很不满意，她就转为共和党人，两年前又正式转为独立选民，现在则为MoveOn做义工。
我们很自然地开始谈论两党制。怀德拉说：“我觉得目前的两党制很不好，好人绝无出头的希望。现在钱权勾结太厉害，你如果有可能当上总统，马上就会有那些大财团、大富翁来找你，给你捐钱，让你当了总统后给他们好处。”我说：“我同意，没有比我们自由党人更痛恨两党制的了。我见过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我保证他是比布什和克里都好一百倍的人。可是，就算是三党制、四党制吧，只要你能够当上总统，这些事情仍然会发生，和几党制没有关系。这就是政治，整个系统都已腐败，只有已经腐败的人才能上去。”
其实我不喜欢两党制，主要是因为其他较小的声音很难被别人听到，而不在于怀德拉说的人品。我说：“我经常会惊异于人们在选举中花了那么多力气去攻击对手的人品，而非政策。我们应该知道，政客就是那么回事，重要的是他们是否能带给我们好处。”
怀德拉说：“是的。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注重议题，而非人品或者党派。我从不会只把选票投给某个党，而要注意看具体候选人的主张。”
另外两位义工，不出我所料，中年男士是共和党义工，穿得西装革履，头发胡须都经过精心修饰；民主党的义工老太太则是一身休闲的穿着，慈眉善目的。不过我们四个并无隔阂，吉姆还没有来，我无事可做，怀德拉说另一个会带来名单的义工还没有来，所以也只是等待，那两位义工也都比较温和，并不硬往人们的手里塞传单，于是大家站在一起随便聊天。
他们都是本地的居民，尤其是怀德拉，父亲就是这所小学毕业的，她自己和孩子也毕业于此，现在是她的孙子在这里上学。进口处人来人往，她不停地和人打招呼，好像有一半人她都认识。我觉得这种做本地的义工真是不错，不像我最近总在陌生的地方跑，基本上是硬着头皮上，心里其实没底。
那两个义工之所以不硬发传单，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人们到底是来投票的，还是送孩子上学的。我问道：“难道在这里上学的人不都在这个选区吗？”她们都说不是，怀德拉还指着对面一条街说：“我认识就住在那里的一家人，他们却要到另一个选区去投票！”
就我所看到的，到这儿来的人绝大多数是白人，有两三个亚洲面孔，黑人一个也没有。怀德拉告诉我，这里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比例大约是2 ∶ 1，我说：“听说最近民主党人正在增多。” 怀德拉说：“是的，因为现在不断地有人从城里搬到郊区来，另外由于有些新技术公司在这里，所以新移民越来越多。”
他们几个然后又谈起了当地人不满意把投票站放在小学，主要是父母担心孩子们的安全问题，因为今天会有很多成年人到来。
怀德拉又到投票站里去转了一圈，回来告诉大家，在第一个小时内，已经有105人投了票：“这是个从来没有过的纪录！”
我们正聊天时，又来了一位女士，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投票法律顾问队（民主党）”，原来就是传说中的被派到宾州来的民主党律师。她叫琳达，很精明能干的样子，跟我们寒暄之后，首先声明：“我并不只为民主党工作。我来的目的是帮助任何有投票问题的人，不管她的政治取向是什么，我都要保证她能投出自己的一票。”
不过她并没有什么事可做。一来，我看这里的居民都常积极参与政治，对投票很熟悉；二来，这里的选举委员会主席很公正严格，他们几个都认识这个人，对他的人品都一致肯定，认为他不会故意刁难任何选民，也不会给任何人钻漏洞的机会。
于是她也加入了我们的聊天。她说：“我来自北卡罗来纳州，我们那里静悄悄的，一点选举的动静都没有。当我来到宾州，哇，一股选举的气氛立即扑面而来，简直是文化震荡。”
最长的一天（2）
怀德拉说：“是啊，我每天都要收到五六个电话，提醒我去投票，或者劝说我投谁的票。”
民主党的义工说：“我上次去户访，敲开人家的门，他们说，你们怎么又来了，今天你们的人已经来过三四次了。”
这时一阵风刮起，将琳达带来的放在民主党架子上的“投票法律顾问队”的牌子刮落地上。她问大家：“谁有胶带纸？”结果大家都没有。我想起我车里好像有，就回到车里去拿。
穿过投票处，我从另一个门出来，却发现早上遇到那个义工还站在那里。我想：“这倒不错，他们民主党来两个人，一人守一边。”就问他：“你是克里阵营来的吗？”
他说：“不，我是MoveOn的。”我说：“哦，其实我也为MoveOn做义工——那另一边的那个MoveOn的人跟你是一起的吗？”
他惊讶地说：“哪一边？”原来他一直在等怀德拉，把表格交给她。他作为义工，不能进入投票处，所以一直不知道那边还有个门，于是两个人站在不同的出口处，相互苦等了一个小时。
正好我看到他的脚下有一盘胶带，就让他带着所有的东西，跟我进去。当然，我提醒他把身上的那个“克里——爱德华兹”的徽章拿下来了。
然后他们两个人见了面，自嘲了一番。琳达借了他的胶带把牌子粘好。我看看时间，已经8点半了，还不见吉姆的踪影，早上给他的电话留了言，他也没打回来。我想，算了，不如过去帮助恰克吧。于是和大家告别，回到停车场，一边给恰克打了个电话，他也不在，我只好留了言。
这时吉姆却又忽然回电话了，原来他刚收拾好要出发，马上就赶过来。我只好折回，过了一会儿他到了，先拿出“自由党”和“班纳瑞克”两个大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