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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擅自做出决定。斯普伦格尔被激怒了，她让他飞到明尼阿波利斯的目的竟仅仅是谈谈他的解决意见，而自己根本就没把想法拿到桌面上，斯普伦格尔认为她明显违背了职业道德。
但斯普伦格尔仍提醒自己：她并没有彻底拒绝他提出的条件。一回到办公室，他就和博勒起草了一份正式文件重申原告方的意向，希望斯图默一旦有时间和其客户协商，就会提出反要约。
斯图默对这份和解要约的反应是给“斯普伦格尔＆兰”寄来一份长且详细、备将来谈判之用的机密文件，文件长达五页，详细得不同寻常——它要求无论斯图默提出什么建议，原告方都不得做出评论也不得再对新闻界说什么。简而言之，它要求原告对案件保持缄默，无论斯图默提出什么样的解决意见，他们都必须接受。
这份协议草案“很荒唐”。博勒后来说，她和斯普伦格尔拒绝在上面签字。斯普伦格尔不愿意看到事情的黑暗面，他宁可认为斯图默之所以这样做，或者是由于没有经验，或者是想的太多了。但博勒却认为这份协议不仅可笑，而且是将来谈判的一个不祥的预兆：双方肯定很难达成协议。双方就这份协议谈判几个星期之后，终于同意将之压缩为一页，从而避免了对斯图默提出的条件的进一步争论。
协议签署后，斯图默同意给“斯普伦格尔＆兰”支付三十万美元的律师费和律师花费，这使斯普伦格尔和博勒非常震惊：原来斯图默起草如此详细的协议书的目的就在于推出这样一个超低数额，而她明知对方根本不会接受。“太低了，简直不可思议，而她的态度是要么接受、要么在法庭上见，”博勒后来说，“这不可思议了。我们已经把我们的要求告诉她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三十万美元，如果她认为我们可能接受她的条件，那么她一定是疯了。”
对此，斯普伦格尔有不同的解释。他看到对方的要约后，他认为对方所做的一切都是争取更多的时间为审判做准备，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玛丽·斯图默时的看法，他并不喜欢对方的这一计策。这而也是斯普伦格尔和博勒最后一次单独和斯图默协商。“从那时起，只要我们想解决问题，我们就找戈尔茨坦或其他可能与我们达成共识、或至少是能礼貌的解释为什么不接受我们的要约的人谈，”博勒后来说，“斯图默不具备和解的素质，和解既需要坚持自己的意见也需要让步，需要对话。”
1992年夏末，铁燧岩工业真正陷入困境中，矿山成本最高的铁燧岩制造商埃弗莱斯矿也遇到了麻烦。9月，埃弗莱斯矿的四大股东之一，新泽西州的阿姆科钢铁公司宣布计划从巴西进口更便宜的矿石，这种被称为“国外倾销”的现象在侵蚀着各处的钢铁市场。几个星期后，一份题为“埃弗莱斯矿降低成本计划”的建议书就在矿厂流传起来，其上写着“现在，钢铁价格现在如此低廉，甚至比克里内克丝面巾纸和土豆还要便宜。”建议书还说，为了维持竞争力，工厂必须将每吨矿石的成本降低十美元。十月初，《德卢斯新闻论坛》刊了一篇文章，其标题是“矿厂关闭使铁矿山的生活变得不确定起来”。文章还说矿山七家矿厂中已有五家宣布1992年将裁员。
裁员开始于10月和11月份之间，埃弗莱斯矿将关闭六个月，六百名矿工全部回家，许多人怀疑关闭的时间还要更长一些。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讲，经济低迷对洛伊斯的案件是不利的———使男女矿工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张并增加了男矿工对女矿工的怨恨；但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有所助益。
1992年11月18日，马茜主持了另外一次珠宝聚会，邀请的人与上次相同，惟一的区别是现在她们都被裁员了。“被裁员时，他们对我们说回家对我们更有利，我们也认为这真的很好，我们都不用回去上班了，”黛安·霍奇说，“事情必须有所变化，但这种变化不能紧靠三个小女孩的推动。”那天晚上，黛安、琼、简和普里西拉都同意下次开庭时站在女矿工一方作证。尽管洛伊斯怨恨她们没有及早参加进来，她们却都没有感觉到她的怨恨。“洛伊斯做了很多工作，”黛安后来说，“我很难过我们已经冷落她这么久，但她能理解我们是多么害怕，她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能参加进来：我们必须在这里生存下去，我们一辈子都活在这里。”
负责审理该案的是圣保罗联邦地区法院的理查
德·凯尔法官。1992年，当他接手洛伊斯案时，刚得到乔治·布什的任命不久。此前，凯尔是享誉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大律师事务所，“布里格斯＆摩根”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他威严而彬彬有礼，有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和一双慈爱的蓝色眼睛。他以工作努力而闻名：每天早晨六点就到办公室，而晚上通常都是最后一个离开。
博勒很快就有机会亲眼目睹了凯尔令人赞叹的工作风格，那次是凯尔请双方律师到他办公室开一个审前会议，确定期限及开庭日期。博勒很快注意到凯尔的桌子上摆满了集团诉讼资格听证会的材料，他用黄色的笔在他看过的材料上做了标记。尽管许多法官都让助手去阅读先前程序的材料，博勒从凯尔对案子的熟悉程度中可以断定他是亲自阅读的。
开庭前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就是听证会上认定的证据，包括所有证人证言，能否作为将来审判的依据。如果不能，证人必须在将来开庭时再次作证。博勒很为洛伊斯的健康担心，她希望洛伊斯可以不用在证人席上再站这么久。当凯尔说将请证人就一些补充事实，包括听证会后新发生的事情作证时，博勒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而且他同时强调不希望证人作证时有任何重复，因为他已经阅读过所有卷宗。
“斯普伦格尔＆兰”建议将开庭分成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旨在确定埃弗莱斯矿是否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或是否存在对矿上计时工的歧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在第二阶段就要确定集团诉讼中每位原告应获得多少金额的赔偿。凯尔法官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在大型、复杂的集团诉讼中，被告对集团一方的每位成员都负有义务，但负有义务的多少则取决于每位原告的受损害程度。以这种方式处理案件会更有效率，这样，在确定被告负有法律责任之前，无需在具体赔偿数额的确定上浪费时间和精力。
这种做法在斯普伦格尔看来更有战略意义。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一章 初战告捷（5）
法律责任问题———埃弗莱斯矿是否存在恶意的工作环境———相对简单，焦点主要是公司的行为，而赔偿问题则主要与女矿工有关。除非特别必要，斯普伦格尔不想让她们在作证上浪费精力，也不想浪费这些资源———医学专家、每位妇女的医疗或其他记录。
凯尔采纳了他的建议。开庭的第一阶段，即判断奥格勒比·诺顿是否对维持恶意的工作环境负有责任，将于1992年12月17日在圣保罗进行———距离罗森保姆做出裁决恰好一年半的时间。
11月，当开庭日期日益临近时，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决定再次试图与对方和解。但在准备开庭之战时，斯普伦格尔发现参与和解会分散他的精力；于是，他专心于准备证人名单及直接、交叉询问提纲，而由简·兰负责与对方和解。自1990年，兰从克利夫兰的管理人员那里调取证据后，就再也没积极参与过这个案子，但由于她和斯普伦格尔经常一起讨论案子，她很清楚洛伊斯案的进展状况。
一般来说，兰应该和斯图默联系，但自从几个月之前他们谈崩了之后，兰就决定直接和“费格尔＆本森”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合伙人吉姆·桑普尔斯联系。桑普尔斯并没有参与这个案件，但斯普伦格尔了解他，认为他是一位通情达理、有思想的人，他至少知道冷静地站在原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桑普尔斯确实听了兰的陈述，但他们的谈话没却起任何作用。“我感觉他预见到了他们的客户将来的处境，但因为某种原因，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这是因为他的客户不做任何让步，还是因为他不能跨过斯图默直接处理客户的问题，”斯普伦格尔说。无论原因是什么，斯普伦格尔和博勒再一次准备战斗了。
第二部分 长路漫漫第十二章 短暂的胜利（1）
1992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