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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最根本的问题是我讨厌他那种天天学习上进的假正经样。北京学校有很多那种很恶心的学习的人，一副参天拜地的模样，穿着廉价的西裤，自以为与学习沾边就有点儿优越感（相对于下层人民的优越感）。偶尔狠狠心找一下廉价鸡，一般都是靠手淫过日子；一副前途远大的样子，期望哪个傻妞看上这个绩优股让他免费干干，又小气得要命，连好一点儿的旅店都舍不得开，最好是那傻姑娘能有地方让他干；要是开房，就把开房的钱也算在泡妞的成本里。在他的意识里还不叫干，因为只有下层人才叫干，他那叫爱情，或叫艳遇。我宁可找一个颐和园蹬三轮的车夫也不可能跟这样的人发生什么艳遇，我害怕这种人嘴里会有酸气。
不久后，我看见王刚往他房子里领一个妞，从打扮上看应该是巴沟村美容店的鸡。看见我，他把脸往旁边一转，装作什么也没看见。
《一头大妞在北京》PART 2
一头大妞在北京22
在公司新招的这批人中，我的素质应该是最好的，我甚至认为在整个公司中我也应该是不错的。至少，我比那天面试我的人要强。有时我觉得真奇怪，你看有些人，什么都不懂，他在公司里竟然能做到上层，那天面试我那个家伙竟然是我们的营销督导，每个星期还要给我们做培训。
我认为他的培训差远了，我以前听过麦肯锡的课，是我们厂花三十万请台湾老师来讲的。虽然也不是很好，但至少让我们记住了几个黄色笑话。这个家伙的课，除了让我记住他的傻外，别的一概记不住。好在没记住。就那些傻话，韩乔生都自愧弗如。
他有时自作聪明地让我们用另外一种思维想问题。他用PowerPoint讲上两个小时，举一些站不住脚的例子，喊喊口号，然后再做一些弱智的游戏。好在下面的人还都捧场，谁敢不捧场呀？有时我要高兴就主动回答问题，我以前在校健美操班当过副带队，搞气氛比较在行。
后来就变成了我要是不在，他就会东看西看到处找我，宝气！
好在他是督导，不用到下面去卖东西，还能藏藏拙。他要是代表公司肯定让人笑掉大牙。可能因为他傻没人排挤，也可能他就是大奸若傻。直到我走，他还是在那个位置上挣着高薪，或许他可能得到了在这个世界上立足的真谛也说不准。
与他不同，我的顶头上司倒真是一个优秀的经理，当年一连拿下四所高校的全部业务一跃成为经理。年纪比我还小，一副老成持重的样子，与业务员刻意保持着距离，这让我很不舒服。我不知在他面前表现成什么样子，更不习惯于像别人一样在他面前点头哈腰、低三下四。大家不过都是打工的，你不过先入门做得好一点儿，并且你还吃着我们身上的提成，为什么我要向你低三下四，你愿意指导就指导几句，不愿意指导也没关系。何必把脸板得像夹紧的屁股一样，再说就他那年纪的小屁孩儿心里有多大事我还是知道的，就这样，我与他关系很远。
说起来也怪，他惟独对我还算客气。这并不是一件什么好事，也就是说我必须比别人做得好一些才能永保这份尊重和这个饭碗。
一头大妞在北京23
我运气还算不错，在这些新来的业务员中第一个拿到了单子，虽然是一个小单。那是我在学院路的一个高校拿下的。这个学校在搞五十年校庆，从上面批下来十几个亿，正不知怎么花。各路人马全部跑去为它出谋划策，大家都想分上一杯羹，工程承包商、系统集成商、还有我们这种靠教育吃饭的公司，一窝蜂地跑过去，那阵子在那个办公楼大家经常能打上几个照面。
这些高校的领导是一群败家子，大建特建各种门面工程，拿纳税人的钱不当回事。这很好理解，没有工程怎么花钱？不花钱怎么提钱？于是，就见这个学校到处都在施工，到处都在折腾，好好的柏油路被挖开，再重新建一个同以前一模一样的柏油路。这个学校的图书馆大约重新装修了两年，现在都不能正常开馆，门面倒是耳目一新，搞得很现代，惟一的用处就是供大家照相留念。
这个学校的这笔业务拉得还算顺利。我先是在电话里谈了几次，对方很牛，说现在根本就没有这个立项。妈的，十几个亿的资金就不能给学生多建几个多媒体教室？我才不信呢，不让建创造条件也能建。找了一天专门跑过去看看，管这事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的，干干瘦瘦的，口气很无礼。说现在有很多家公司在找他，一边说一边玩着手里的一堆名片。我看了看，旁边还有别的人，就例行公事地介绍了我们的公司，在说了一大堆废话之后，我看见旁边的人在接电话，正是好时机，赶紧甩出一句“我们公司各方面政策都很灵活”的话。他眼帘低垂，看来是听进去这句话了，这就够了，该说的都说了。
走的时候我管他要了张名片，他拿出一张名片，然后用笔写上了他的手机号码。
出门的时候很高兴，给了手机号这事就好办多了。
给大屁股脸经理打了一个电话，说明一下情况，说想请这个人喝喝茶，能不能算业务招待费。经理同意了。我又问了一下回扣最高能给多少，大部分公司对刚到的业务员不会交待回扣的实底，这得你自己问，自己留心，能争取的政策一定要自己争取。
打完电话后心里已经有了一个大概，觉得这个单子应该能拉来。
一头大妞在北京24
周末的下午正在院子里晾衣服，曲扬与林元都出去跑场子了。忽然看见邻居卖菜大嫂向我走来，低声急说：“快躲，查暂住证的来了。”
神情真是可怕，这个大院外来人口多，在当地很出名，所以，经常有人来查暂住证。但也许是稽查队，因为并不穿警服。
这个大院里的人做小买卖的居多，都舍不得钱办暂住证。我倒不是舍不得，就是不知如何去办，问了一下，说是先要工作单位盖章，然后再到四季青派出所。这是什么规定？那些没找到工作的人呢，难道你不让他住吗？后来的后来我又听说没有单位盖章也行，只要房东给你房产证的复印件，也可到居委会去办。这哪儿跟哪儿呀！谁定的这乱七八糟的规定？我同房东一说，房东根本就不同意，说这片我熟，你要有事直接喊我，我没喊过他，因为后来我越长越胖，不像坏人，走在街上，警察弟弟从来就没查过我。
那时我还没有办证，因为我来京总共也没多久。之前听过的传说已经很可怕，说是查出没证的人就要被抓到北沙滩筛沙子等，就像当年在深圳没有暂住证要被送到樟木头一样，估计是外地人听起来最恐惧的事了。
我慌得不知怎么办，怕死了，怕死了，我没干什么作奸犯科的事，但谁能保证不被抓到北沙滩呢？我抬头看去，有三四个男的正向这院里走来，他们直奔我左手边的屋。当时不知怎么想的，抬腿就跑。正在晾的衣服也不要了，脚上还穿着大红的毛拖鞋，一口气跑到颐和园门口，头都不敢回。
颐和园门口有卖旅游纪念品的小摊，因为天冷了起来，并没什么生意。
我看着那个卖东西的大姐，脸很善不像坏人，跑过去同她说：“大姐，我害怕呀，刚才院里有人查暂住证，你帮我看看后面有没有人追来，我不敢回头，有人追来就说我是你老妹，才来北京。”
大姐笑了，可能她是听出我的口音了，红黑的脸膛上，白牙一闪：“哪有什么人呀？别自己吓自己了。”我也听出了她的乡音。旁边一个卖盒饭的中年男人，一口京片子正正经经地说：“别怕，人民警察是保护咱们的。”
我瞅了他好几眼，确认他不是在同我开玩笑，他大概把我当成山里来的无知少女了。
过了好久我才敢回头，自己的小屋现在肯定是不能回了，难说他们现在就在我屋呢，或者他们看到那个丢弃的洗衣盆，正在想像一个女盲流仓皇逃跑时的模样。
我给曲扬打了一个电话，曲扬说：“你还是先买双鞋吧。”好在口袋里还有点儿钱，我从大姐那儿买了一双那种老年人穿的黑帮棉鞋，十七块钱，这种质量很差的棉鞋是专门卖给外地来颐和园的游人的。
那天，手里拎着自己的毛拖鞋，穿着老太太棉鞋，一个人在外面逛了好久才回去。
到现在我也没办暂住证，倒是做了一个假学生证（有学生证就不用暂住证），中国政法大学的，北京假学生证一般都是假冒B大学和Z大学这两所学校的，这两个学校倒了霉，每到春运高潮，时不时地就有一个民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