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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东回来，定定到车站接我。我在人群里发现那个小眼睛小鼻子的脸，觉得真像我家人的脸，如果他笑的时候不露出大牙。定定那个大牙不知怎么长的，像是比他本人大一号的人才应该有的，放在他身上，说不出的不对劲。我觉得他应该像我一样，长一口屁蹦的小碎牙。可是他就那样长了，也没办法。
有一次早晨，我睡得迷迷糊糊的，他在我身后把脸往我脖子上凑，我说离我远点儿，他说为什么，我随口说，你牙大。他用粘粘的声音回答我，牙大性欲强。那天早上，我就那么笑醒了。
那天在车站见到我后，定定接过我的行李箱说：“别做这个了，太辛苦了。”
“不做这个做啥？我又不会别的。”
“你去做大学老师吧。”
“那得先考研，还得读博。”
“你考吧，考上了我供你，考不上，我领你出国。”
我一声不吭，我喜欢这个小男人对未来的自信。那时他刚考上研，说话未免有点儿牛逼，可是我喜欢自信十足的男人，避孕套男友对未来就从来没有什么自信，如果哪天对未来有想像的话，那个想像里也只有他自己。
定定要是知道研究生毕业不过是个屁，不知他当时还会不会那样自信。
一头大妞在北京62
我与我的同事以及我的老板共同建设国家一年，建设的结果就是公司倒闭了。
我从没想过我会经历一个公司的倒闭，说倒就倒，真快呀！老板以前是靠做电信增值业务起家的，这个人的经历有些与众不同。他老爸是江西的一个小包工头，他原先在他爸的工地上当一个布线电工，天天与民工混在一起。有一天忽然不想这样活了，就考到北京信息工程学院的成人教育学院学计算机。毕了业还真学出来了，谁说成教的不行？他先是给人当程序员，后来瞅准电信增值这块搞起了一个小公司，竟然一下子就赚了。赚了之后，又赶上时代的快车找几个人做起了光通信这块，前两年也是赚得钵满盆盈。
现在这个行业生产过剩，小公司说塌就塌。下半年公司就没接什么单，以前做的工程又一个劲地需要维护，回二期款都费劲，年底终于撑不住了，把产品贱卖给河北一家公司，就这样解散了。
老板这个人是条汉子，对员工一分钱不差，散也散得气派。这个人冬夏都是一双旅游鞋，穿得很朴实，要是没人告诉你，你根本不会相信这是一个货真价实的老板。也许是有什么样的老板就有什么样的员工，这里的人也和他一样，朴朴实实，普遍都没什么坏心眼。
散伙那天，老板并没有想像中那么悲戚，他认认真真地对我们说：“感谢大家在公司坚持到最后，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我还能帮上大家，请大家直说。”语气恳切，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
散了，散了，白茫茫一片大地散得真干净。
定定后来又遇见了这个老板，你猜他现在干什么？他在给别人打工。一个北大的家伙从米国回来，向国家骗了好大一笔钱，要了一个什么无线通信的新标准，就拉起大旗到处招人。那个老板就去给他打工了，大丈夫真是能伸能屈呀。
现在我与定定经过小西天，看见以前的公司所在已面目全非。觉得这几年人与事变幻得真是很快。在北京，这个傻大城市里，一切都是不确定的。今天还是这个电话号码，明天你再打过去连人都找不着了；今天还在这儿上班，明天这个公司就倒了；今天还在这儿住，下个月就不知搬到哪儿了；曲扬与林元已经在天堂，我却还在人间苟且偷生。
一头大妞在北京63
公司都倒了，复式宿舍也住不下去了，定定跑过来找我。
就这样，我与定定同居了。我们在小营找了个房子，八百块钱一个月，叫非常宿舍。所谓非常宿舍，就是为京城单身准备的小户型。屋子很小，一间房，一厨一卫。也有像我与定定这样的一对情侣住的，大多有一个在上学或者是在考学。
这是我到北京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虽小，可因为是新盖的楼，窗明几净，墙面洁白，里面的床桌椅柜全是新的，看起来很舒服。
我对这个家充满了巨大的装饰热情。跑到万通买了一大堆竹筐、草帘、干花、窗纱、木制小摆设，又用手工搞了很多纸艺剪影，剪了一个胖胖的我的侧面，很像努尔哈赤。墙上还挂了一吊萝卜蒜苗，把家打扮得像蹩脚的酒吧。
那段日子，我与定定在那个蹩脚的酒吧里生活得还算惬意。比如哪天闲着没事，我会问他：“东海龙王叫什么？”
“敖广。”
“‘有来有去’是谁？”
“一个妖精。”
“背背《九阴真经》听听。”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现在就是给我五百块钱，我也没兴趣去问这些东西了。
一头大妞在北京64
来年开春，就是二○○二年的开春，我跑到烽火科技下外挂的一个小公司去给人家跑外联。工作一般，待遇也一般。我跑得有气无力，无甚意思。
就在这风平浪静的日子里，我得知了曲扬与林元的死讯。他俩死于网吧大火，纵火者为报复网吧管理员而伤及无辜。那是我走在街上遇到了一个以前同他们一起演出的模特，他告诉我的。当时，那场灾难很出名，死者甚多。我万万没想到死难者里竟然有他们，我一遍又一遍地让那个模特确定是不是听错了。他被我的表情吓坏了，说了声是，就匆匆走了。
我一个人定在街上，不知所措，忽然之间浑身发冷，很害怕，怕得要命。觉得他们俩就好像在我身边。
当时的感觉就是害怕，我到现在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当时的感觉不是悲伤而是害怕。再有就是不相信，根本就不相信，觉得这个事完全是假的，也没有哭，整个人很愣。
我不敢回颐和园去打探什么消息，怕看到一些东西。距出事已经有一个月了，消息已被传得沸沸扬扬，到处都是关于纵火者的报道。
关于这事的报道我早已看过，其间的惨状也早已知道，但一想到里报道里那几声呼救也许就是他们俩发出的，就如万箭穿心。报道里还说有人听到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说“放心，有我呢”，我直觉那应该是林元对曲扬说的。至于他们对死亡的那种恐惧与挣扎的痛苦，我根本就不敢再多想，他们死时什么样子已无人能想。就这样天使般纯洁善良的两个人，无辜地死在纵火者凶狠恶毒的烈焰中。是什么样的仇恨能让纵火者扭曲成令人发指的魔鬼？又该用什么力量使受难者家属得以活下去？
灾难！灾难！一个家庭一辈子只要有一次这样的灾难，剩下的日子是无论如何不会再快乐了。尤其是这种人为的灾难，让我无论如何不能面对，我用世上最恶毒的语言诅咒纵火者。同时，我也知道，曲扬与林元一定是回到了天堂，肮脏的人间本不是他们这种善良纯洁的人该待的地方。
我发起了高烧，一直不退，烧得迷迷糊糊，还梦到了他们，一会儿是在颐和园的情景，一会儿又是曲扬坐在我床头喂我吃药的情景。有时清醒过来，又浑身冷汗，又害怕又难受。
定定在我身边用毛巾给我擦汗，定定不知我与他俩的事，只知他俩是我的好友。
我问定定：“我是不是有愧于心，所以一个劲地害怕。”
定定说：“不是，是他们在想你，死的人越亲近，他想你的时候你就越害怕，都是这样的。”
一头大妞在北京65
对于曲扬与林元的死，我很内疚。有过很多种设想，如果我不是做错了事，当时我一定与他们在一起，那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节日。或者帮助他们一下，他们也许就不用住平房去网吧娱乐。但只是这样想罢了，他们一定选择安于住在贫困的大杂院，而保持自己精神的纯洁，就像曲扬不屑撒谎去得一个名次一样。
他们出事那天，我和定定还有几个朋友正在卡拉OK唱歌，出来的时候，天空中有几滴雨落在我脸上。现在想起来，当我在黑天黑地唱歌的时候，正是他们受难的时候。
想了好久，我也没有给他们的父母打电话，我不知道在这个电话里该说什么。我甚至认为，对他们父母来说，正常的生老病死都是一件好事，只有这种人为的灾难，让人无话可说，无法可话。
正常的生老病死，也许，就已经是一个人的福气了。
曲扬死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晚上一个人的时候不敢关着灯睡觉。一闭上眼睛，就看见他们。甚至有时不敢看门上的玻璃，总觉得有人在外面往屋子里瞅。我彻底成了一个神经官能症患者。
这件事情，我不能接受，也想不通。最后，我只能把它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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