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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发现女人哭时，脸孔竟然可以扭曲得这么难看，和阿金平素的忧愁与不安形成强烈的反差。我劝了半天，发现言语十分贫乏，只有闭嘴。突然，阿金将女儿扔在塑料布上，独自走到一辆刚刚入境的货柜车旁打招呼。远远地，我看见司机探出头来，跟阿金打着招呼。我突然欢喜起来，莫不是守寒窑的王宝钏迎来了薛平贵？我高兴得太早了。他们两人说了两三分钟，阿金又闷闷地踱了回来。
那辆车，是她“老公”同事的车，阿金认识他。他发现阿金竟然在此等待阿郎归来，很是惊讶。他劝阿金回家，别在这里等，即便是等也等不到，香港到深圳不止这么一个交通口岸，还有文锦渡、沙头角等地。既然对方有意躲避，肯定会从较远的口岸进入深圳。
阿金是一个很倔的女子，铁定了等下去，我只好陪着她。临近中午，为了表示对她的声援，我跑到附近买了两份煲仔饭和一个少儿便餐，一块摊在阳光下吃。阿金除了喂女儿之外，对面前的饭菜没有动一口。
也许是被妈妈打了一巴掌的缘故吧，囡囡乖得很离谱，她像个小大人似的，和她母亲一样，在出入境通道旁边坐成一尊思念的雕像。我们两大一小，就在皇岗口岸静静地等了一整天，直到下午6时30分，天都黑透了，阿金才默默地收拾东西，背着女儿回家。
第二天，阿金没有叫我，她依旧去口岸等待，依旧两手空空地回来。
2月18日上午，就在打了8个电话，留下8篇短信息，仍没有音讯的情况下，阿金抱着女儿到妹妹阿银家商量对策。阿银能有什么办法？她的杀手锏就是让阿金将所有的怨恨和屈辱都算到“大婆”账上，打电话到香港问她要男人。
阿金反复设计了台词，鼓足勇气，拿一张5元的电话卡，打通了“大婆”的电话：“请问，你是××吗？我是皇岗口岸的报关员，你丈夫有本证件请他近日来拿。”对方刚刚回答了一句“好！”可惜，磁卡上没有钱了，没有把台词背完。阿金抱着女儿回家不久，她“老公”的电话就跟过来了。“我也很难，我没有钱了……”
“难道你还穷过我？前几天香港中流一事，你们都在罢工，囡囡在电视里看见你了，那时，你过不来就算了，现在罢工也罢完了，你也应该看看我们母女了吧？”阿金将话筒递给女儿，“叫爹地……”女儿摇摇头，不理。
女儿原本一直是最喜欢她爹地的，父女相隔的时间一长，也就如母亲一样因思生恨。才点点年纪，她会静静地陪母亲掉泪。有时，阿金问她想不想爹地，她说不知道。大年初四，邻居问她爸爸的消息，她竟然脱口而出：“他死佐了……”
阿金脸色煞白，不知如何是好，这时，话筒内传来对方严厉的声音：“你不要再搞三搞四，明天中午12时给你答复。”一直等到2月24日，隐身近四个月的香港佬，才在子夜
时分回到阿金的出租屋里。女儿已经睡了，阿金正在看电视，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来的男人就在眼前，她却无动于衷，转过身子，只把个背影留给男人。僵持中，突然，男人面对阿金跪了下来。阿金冷冷地说：“别跪了，你不记得你跪了多少次吗？”他说：“你肯定不会原谅我的，我真的开了阑尾了，我把伤口给你看。”阿金不看，她已不在乎男人是否住院。
我在深圳“二奶村”的60个日日夜夜第五章（7）
他强调他阑尾开刀，货柜车也由于种种原因给公司扣下了，所以他无法过来。“那电话呢？”阿金问。香港佬不回答。阿金又问：“你知道我给你留了多少次信息吗？”香港佬又不说话。阿金将门锁上，冲进厨房拿出一把刀，然后，打电话给妹妹阿银，说：“小妹，明天找不到我就去报案，再将囡囡带回老家。”电话那边，阿银大哭起来，两姐妹在电话两端泪流成河。阿银说：“姐姐，你千万不要想不开，不要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啊！今天爸爸打电话来，叫我劝你，将孩子带回家，我们一家人就是吃糠也要把她养大……”
香港佬坐在那里，双手抱膝，把头深深地埋下去，一副任杀任剐的样子。阿金哭诉累了，哭声间歇中，他夺下菜刀，再一次跪下来：“阿金，我不会抛弃你，我真的很不好，我没有办法……”“你说话从不算数，去年说已经分居，现在还没有离，我不想跟别人分享你，你给个准确的答复给我。”
自己一手编织的这道难题，已经无法有个准确的解答，也就是说他无法掌控已经成型的婚姻格局。他为难地说：“她跟我12年了，我们没钱，小孩子又小，亲戚朋友都看我们不起。你跟我也4年了，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是不是12年更有感情？那你为什么一直骗我说，要和我结婚？她可怜，我就不可怜？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女儿，分分钟你可以跑掉。干脆你每月说好数，给我一笔钱，我将囡囡带回家读书。”
“我不会让你走，不会让你们走，我们不要分开……”香港佬痛苦地自言自语。两人吵了2个小时，阿金终于疲累难支，进卧房睡去了。香港佬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一份保证书。这份保证书，事后阿金请我复印了两份。她给了我一份，说看上去我像一个文化人，留给我，说不定我可能写写姐妹们的孤苦。保证书说：
“本人在始（此）保证日后有生之年，无论发生怎样（的事），务必一生一世照顾心中重要爱人及爱女，天长地久，此至（志）不喻（渝），天地为证，立始（此）为句（据）。”
翌日早晨6时30分，睡在厅房沙发上的香港佬醒过来，敲敲阿金的房门，他要出车了。阿金看了看保证书，凄然一笑，将抢来的腰包还给了他。她是善良的。同村一个小姐妹逼一个香港货柜车司机娶他，差不多把香港人逼到神经崩溃几乎撞车的程度。阿金送他出车的时候，清楚地知道，他会回来的。不是因为良心，而是害怕。
三天后，香港佬再次回来了，交了三个月房租，几天后又给了阿金8000元“卖身钱”。
阿金还了5000元债，寄了2000元给父亲作为与前夫所生的儿子的抚养费，剩下1000元，母女俩苦撑时日。她仍在等，与其说等的是男人，不如说是男人的钱。阿金也筹谋回家，向妹妹借3万元钱，到家乡买一辆三轮摩托车，租给别人去开，一个月可收1000元钱，在老家那地方，也够母子三人的开销了。
但是，不到万不得已，她是不会回家的。家乡就巴掌那么大的地方，都是早上不见晚上见的乡里乡亲，她离了婚，扔下一个儿子游魂一样走到外面，突然间又拖个女儿回去，怎么有脸见人？除了一个私生女，她一无所有，这就是在深圳打工8年、当4年“二奶”的惟一的成绩？但是，留下来的话，明天究竟会怎样？
阿金已经不想那么多了，她对我说：过一天算一天，管他明天做啥子嘛！
19岁阿妹去意彷徨。
阿妹是湖北黄梅人，今年19岁，居住在邻村一幢出租房内，是我暗访时发现的迄今为止年龄最小的“二奶”。一般女孩子读大学一年级的年纪，她却已经让香港人包了三年，如今进退两难，不知何去何从。
走吧，毕竟和他有三年的感情。留吧，明明知道这只是温柔的陷阱，根本没有明天。在一种无法诉说、无从解释、无可奈何的生活环境里，她不断忍受灵肉撕扯的煎熬，并愈来愈感觉到脚步的沉重与心灵的酸楚。
2月20日傍晚时分，在邻村阿妹家楼下的四川小饭馆，由我买单，和阿妹、鞋匠小于吃饭聊天。这次聊天是住我楼下的鞋匠小于一手安排的。我天天在村里晃，和他混了个脸熟。他见我独来独往，十分寂寞，便好心地介绍阿妹给我认识作朋友。阿妹身高1。55米左右，胖乎乎的，体重肯定超过55公斤，脸上还挂着稚气的笑容，就像是一位惹人怜爱的邻家小美眉。我问她究竟怎么会行差踏错？阿妹盯着饭馆外来来往往的行人，眼中渐渐溢出泪水。
算起来，年纪轻轻的阿妹已经先后有两次被包的“历史”。她家有六朵金花，这在农村，注定了受穷。她是家中的老幺，13岁就出门闯荡世界，先后在江苏、浙江与广东珠三角一带打工，只要有一点钱就寄回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