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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了。
吉普车直开到陈培基土窑前，我坐上陈培基的炕头，端起陈培基的破碗喝水，听他讲抄家封门的情况，听他讲老伴死的情况，看了堆放木料的地方，让他说了个痛快。他拿出一摞书来让我看，是20多年的历书，原来那些书上标着他上访出门和归来的日期，在外边的行踪。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去了哪个机关，见了谁。哪一天进出学习班，哪一天进出看守所，有人名和记事。用这种形式记事，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干了几十年的办公室工作，常常因一些人名和时间问题烦恼，却没想出这个办法来。我又一次感到这个人不简单。整他的人，接待过他的人，给他做了不负责任答复的人，见了这些证据，会被惊得无话可说的。
原支部书记已调公社，现任支书没有到场，说是不在家。老百姓听说来了县委书记，而且是在陈培基家里，而且呆了一上午，院子里、窑顶上站了不少人。我让叫几个人进来，谁也不进来，最后进来几个年纪大的，座谈中说了些情况。说到陈培基的遭遇他们都落了泪。
别看山区交通不便，这号消息却传得很快。舆论180度转弯，成了“一边倒”。都说陈培基的案件，早该平反。我深知这样说的人不一定会出自真心，但有了这样的舆论总比阻力强，心里想着“宜粗不宜细”的解决方法。
平时说让他啥时候来，非常准时。这回却超过几天了不来。打电话问公社，公社不知道。派人去问，说他病了。我让安排他住院，他咋也不去，说顶几天就过去了。知道他是因为没钱，便硬拉着住了院。我去医院看了他，见他病情较重，更使我有了从粗从快解决的想法。
调查组汇报：原定陈培基286元的问题和后来725的问题，因惟一的依据账本丢失，无法再查。后来扣款抄家的问题，大队没记载，而且不能算作陈培基的问题，无需再查。
我把情况提交常委会，一致同意，并本着过去的事宜粗不宜细的精神，做出如下决定：一、给陈培基彻底平反；二、推倒一切不实之词，恢复名誉；三、退还粮食500斤（由公社和大队负责），救济现金3000元（由民政局救济款支付）。
我拿上这个决定去征求他的意见，老汉泣不成声地说：“给个公道就行了。过去的事不说了，共产党还是真的。我还得活下去。”
果然，他出院了，又一次出现在我的办公室。“这问题要是早十年解决了，我还能为社会作点贡献。现在老了，什么也干不成了，你为我的事花了很多时间，以后再不麻烦你了，让你有足够的时间为咱全县的人办事，也算是我一点贡献。”说了这话他还不走，我问他还有啥事。他面有难色，想了半天才说：“叫我怎么感谢你呢？我什么也没有，只好给你磕几个头。”说着已溜下椅子趴下了。我忙去拉，怎么也拉不起来。他说到做到，再也没来找过我。第二年五月端午，他提着10个黄米粽子来看我。说是他种的，亲自包的，我没有推辞收下了，当着他的面吃了一个。
3年后他病逝了。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沉沉的。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为了清白，苦苦追求了30个年头。这是多么的不容易，多么的难得啊！维护法律的威信就是维护党的威信 人世间的不平事，实在太多了。
一个县委书记的自白第一章（4）
民谚说：“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身处逆境，头顶高压，违心屈服。大有忍受屈辱，接受不白，无可奈何之感。这种“低头”如果是暂时的，又有“好汉不吃眼前亏”、效韩信“胯下之辱”以图未来，以及“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说法。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有“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的人。尽管为此碰得头破血流，却“宁折不弯”，呼号着“还我清白”，硬是要“讨回个公道”。
社会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了，偌大一个汾西县，还没有一个律师。说要“以法治国”，喊着“以法治县”，虽还不能说是空喊口号，总还是觉得缺了什么。我没有感到惊讶，山区贫困县嘛，什么事都来得慢点。交通闭塞所致，哪能同平川地方相比。我也顺便问过法院：开庭审案，没有律师辩护，不成了“一边倒”？回答是没有这玩意儿倒省事，有了它们光为罪犯说话，往往弄得我们下不了台。法院的回答，真使我有点惊讶了，心里沉甸甸的。
再问别的干部，回答说几年前律师考试，考中两人：一个是经委的干事，另一位是中学教师。他们同获兼职实习律师资格，办了几案，声名大振。后来经委的那位在“严打”中违法受审，被吊销律师资格；中学那位吓得不敢接受案子了。我心里记下了这件事，没有再去细究。新来乍到，忙得像腊月里的王八，哪能顾得上，只得搁置一边，随后再说。
时过半年，六个干部子弟和两个农村女子的案件判处了，农民曹建祥状告公社副书记的
案件处理了。“律师违法受审”的事，才“千呼万唤始出来”。
忙了一天公务，晚上又看了堆积几天的文件，时至深夜，突然断电，通讯员点燃蜡烛，催我早睡。山区断电三天两头有之，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一般都是八点左右高峰期掐断，十一二点低谷期才又来。怎么今天都破了常规？幸喜没人来找，只有睡了。躺在床上，很快便迷登起来。
这时有人敲门。我还未来得及搭话，听见通讯员已经出来，把敲门人引入他的房间。经验告诉我，大凡此时来找的人，多是紧要事情。不是发生什么急案，就是山林着火，或者……大凡如此，都是先来电话后来人。非如此者，深夜造访，定是告状人了。我忙穿衣起来，打开房门，通讯员闻声端着蜡烛进来，身后紧跟着一人。通讯员说：“我说你已睡着，又停了电，让他明天来，他说怕碰上他哥。”“他哥是谁？”“赵科长。”
“你是赵黄龙的弟弟？”
“嗯，我叫赵水龙，在经委工作。”烛影里看他有点不好意思，又愠怒满面，用拳头擦了一下眼睛，有点想哭，却没有流出泪来。“我就是那个兼职律师。从看守所出来，我爸把我们弟兄仨叫回去开了会，要我在他面前发誓，冤死也不得告状。如发现我告状，他就要在我面前碰死。让我哥监督我。”
赵黄龙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科长。我不打算配专职秘书，下乡、开会都是他跟着，许多事都是由他去办的，可以说是不离左右。他却从来没在我面前透露过他弟弟的事。怪不得在接待一些上访群众时，人家哭诉他落泪，人家愤恨他咬牙。询问他一些情况特别是案件，他从不表态，从不讲自己的看法。起初我还以为这是在领导身边工作时间长了，是种职业病。没想到他受了父亲严训，怕也是对天盟过誓的。既是如此，我只得打发通讯员去睡，关住门。把这个时间给了他，由他谈个痛快。
面前这位赵水龙，年方三十，中等个子，瘦身条。说话快捷，口若悬河。听得出遣词造句都很讲究，肚子里墨水还不少。他高中毕业参加工作，现在是经委的主办干事。上传下达，文件报告，领导讲话，都出自他的手。这方面的能耐不在他哥哥之下。父亲是个退休教师，还有个弟弟在师大读中文系。看来其父在对三个儿子的培养方面，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恢复律师制度以来，他想当律师，觉得在法庭上当众辩论，能施展他的辩才，很有意思。听说招考律师，他就找来有关法律书籍学习。结果一举中第，取得了兼职实习律师资格。那时候的山里人，对律师是干啥的，律师能在案件中起什么作用，律师的辩护顶不顶事，全然不知。他要办案还得找当事人宣传，不收费白尽义务。人家愿意用他，就算高抬他了。好容易人家答应用他，真是高兴极了，便身心投入，阅读案卷，调查案情，查阅法律，写辩护词。当庭辩护更是唇枪舌剑，毫不含糊。官司还真的打赢了。这样试办了几案，消息不胫而走，开始有人上门请他了。继而外县也有人上门了。一霎时他竟成了红人。事情都是这样，随着好名声的传开，另一种名声也传开了。检察院的人说他专替罪犯说话，专跟法律作对；法院的人说他无理抢三分，大闹法庭；公安局的人说他无权侦察，破坏办案。哥哥找他谈话，说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