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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炳森不动声色地说：“各人说各人的。”
李雪注视着王局长坦然自若的表情，心里慌了，以为问题已经暴露了，人家什么都掌握了，父亲已经交代了，自己再不说，会不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呢？还是说了吧。
李雪交代，购房的款全是李国庭给的。她说，1997年8月，父亲李国庭和母亲齐红来深圳，住在富苑酒店，第二天父母来家里看她，父亲坐了一会儿就走了。父亲走后，母亲拿出一个报纸包，交给她说：“这是你爸做生意赚的钱，你把这钱以你弟弟李冬的名义，存起来吧！”纸包中是10万美元。1998年3月，父母到深圳过春节，李国庭亲手交给李雪25万美元。后来又几次送现金和汇款共110万元人民币。
办案人员又向李雪的丈夫和母亲讯问上述款项问题，均得到了证实。李雪丈夫说，1998年大年三十，岳父李国庭来深圳，把我叫到他住的宾馆，我说您退下来住深圳吧，如果嫌楼层高，可以买套低楼层的。他没有表态。后来说，咱们去银行吧！就提了一个白色的塑料袋，里面装有48万元人民币，存入了工商行金融大厦储蓄所。后来李雪说买套房子吧，就用包括这笔款在内的岳父给的钱，共60万元买了一套房子，是用我的名字办的产权证。
专案组向李雪的母亲齐红做了调查，齐红承认，1997年8月，她和李国庭去深圳，李国庭交给她10万美元，用报纸包着。她问这钱是怎么来的？李国庭说你别管了，你就跟李雪说，这是我做生意赚的钱，让她以李冬的名字存上。去李雪家时，她就把女儿单独叫到一个房间，把这10万美元给女儿了。最关键的是，王炳森搞到购买两套房子的书证。特别是购买京隆苑那套房子的83万元全是李国庭转手几个银行账户汇过来的，连李雪自己都搞不清楚，还是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小姐打电话通知她，说有一位姓张的朋友替你支付了83万元房款，请你速来办理入住手续。
王炳森满载而归，兴致勃勃地向焦常委做了汇报，说这回可都是干货，我立刻突审，保证一举拿下！老焦说你先歇歇吧，有人替你审。王局长这才想起换班了，铁路巡警各管一段，盐粮两道，各管一号。心里着实有些惋惜，出了灯油钱，坐在黑地里。就说，好吧，咱只负责提供炮弹，不过有这么好的炮弹，谁不能突破？老焦说这回跟前段不一样了，领导非常重视和支持，允许咱们全封闭办案。王先治书记亲自坐阵，关振赢副厅长、艾才国副检察长和我吃住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干。特别是审讯这一块，针对李国庭的特点，咱们准备采取四个步骤，预备了四个梯队，先由区检察院的科长上，再由区反贪局长上，然后是区副检察长，最后是区检察长。你的材料来得太及时了，等着听好消息吧！
果然，李国庭潇洒不起来了。本来还想什么也不承认，一推（退）六二五，但看到出示的购房证、存款单、汇款单等物证、书证以及女儿李雪、妻子齐红和女婿的证词之后，便无话可说了，只得承认购房款和李雪家的其他高额存款都是他提供的，而这些款的来源，又是由阎满常等个体烟贩提供的，这就等于承认受贿300万元人民币。这个300万元的突破终于可以把“烟王”留下来了，专案组也不会轻易被撤销了。以前的超产烟问题和挪用公款问题都是保不了这个险的。焦世谦松了一口气。但他又知道这个数是交不了账的，对上对下对自己对良心都交不了账。4。6亿元的违纪违法总金额摊在李国庭身上绝不会仅仅是这点钱。下一步怎么办，怎么继续扩大战果？李国庭重又筑起了坚固的防线。他打定主意不再后退一步。因为这迫不得已承认下来的300万元的问题，已经是给了专案组很大的面子了，专案组应该满意了，可以向上边交账了。焦世谦分析，李国庭在按照自己的逻辑思考问题。既然省里下了这么大力气来查他，不让人家得到一点收获恐怕是过不了关的，起码得给人家一个台阶下，这样有意保护他的人也好说话，以退为进，最终达到滑过去的目的。
“滑过去”当然是一种很不上台面的说法，但翻译成“保护”呢？这样一个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企业家不应该放他一马吗？非得一棍子打死吗？到底怎样的惩罚才更有利于社会，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罪与罚之间是否有一个最佳的平衡点？老焦在思考。思考的结果是：不管罚的度怎么把握，罪却必须实事求是地查清楚。罪是罪，罚是罚。现在他只管罪，不管罚。否则就不是一个辨证唯物主义者。
别人却把罪与罚混为一谈了。近来的说情电话是那么的一致：手下留情吧！问题差不多就算了。
看来300万元应该是一个很合适的台阶，双方都能够接受，都不失面子。300万元是一个天时地利、众望所归的数字。为了使专案组明白这一点，李国庭的潇洒有所收敛，“糊涂”开始显现。“两个基本点”都用上了。
大转移 李国庭再不承认任何东西，拿出证据来也不承认，更别提主动交代问题了。他在等着专案组下台阶，300万元的台阶，该下就下吧！他在看守所内充分表演，好像自己给自己结了案，外面说情人也是这样的口径，里应外合，渠道畅通。看来郊县的看守所还是离省城太近了，封闭办案受到了严重干扰，还要继续改变环境，继续转移，而且不能小转移，必须大转移。中国这么大嘛！为什么非得局限在河北省，别的省不也可以去吗？专案领导小组的领导同志们决心很大，那么王先治、焦世谦、关厅长、艾检察长们就具体落实吧，大转移，往山西省大转移。那是1999年11月21日夜里，虽然没有在“烟王”的眼睛上蒙上一块黑布，但也采取了非常有效的“障眼法”，使他不知道将要去的地方是何处。
终于到了山西省某看守所，在那里迎接他的是一个满脸长着大胡子的人。专案组的方针是，地点要变，审讯人员的面孔也要变。这回变出了一个大胡子，李江。李江的眼睛大而有神，凶起来可怕，柔和起来有诱惑力。
李江很理解大转移的用意，这是斗争的需要，离开河北省的辖区，李国庭的关系就够不着了，或者不太容易够着了，但也有打进来的可能，所以地点必须保密，不能让外人知道。李国庭本人更不能知道，谁敢断定他没有办法与外界取得联系呢？为了保住这个秘密，李江挑选了5个表现比较好的犯人与李国庭同住一个号子里，特意嘱咐不能告诉新来的人这是什么地方，这件事做好了算立功，做不好算顽抗，事关每个人的前途命运。所以李国庭一进来，谁也不跟他说话，他也不问。第一次审讯李国庭，根据过去对李国庭的了解，李江不想一下子就有什么突破，只是见个面，观察观察，见识见识。他看到李国庭很放松，很不在乎，好像一点思想负担也没有，李江知道他这是装的，故做镇静。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呢？李江很想知道这个问题，但又没有办法去问。第一次审讯除了由李江讲了讲政策，做了做思想工作之外，李国庭对李江表示了充分的尊重，但是得胜的好像是李国庭，而不是李江。因为精心策划的大转移没有对李国庭造成一点震动，更别说惊恐了，他好像心里早就有了底。
后来李江等审讯人员就跟李国庭混熟了———这事说来也很有意思，本来是对立的双方，你进攻，我防守，势不两立，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思想的交流，不断地过招儿，无休止地论辩、推理、质问、反驳、揭露、戳穿、抵挡、认输，一个过程一个过程地下来，双方竟有了许多的了解，在人性的问题上有了许多沟通，审讯者很为犯罪人惋惜，犯罪人也觉得审讯人很不容易，很仁至义尽，双方就达到了一种相对的统一与平衡，谅解与理解，从而显得很友好，很朋友，当然是在不涉及原则问题的前提下，这就叫混熟了。混熟了之后，李国庭告诉李江等人说，其实你们第一天提审我，我就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了，因为审讯室的窗帘上明明印有“某某看守所”的字样。当时李江“唉”了一声，有些自嘲，但心情并不沉重，因为问题已经有了一些突破。可是第一次审讯之后，他心里是没有底的，感到“烟王”太强大
了，自己对付得了吗？上级把李国庭大转移过来，就是等着由他带人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