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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庭最后宣布不要了，才能归他所有。
当办案人员有意将这些情况“泄露”给阎满常之后，阎满常坐不住了，心想王卫国你真是糊涂啊！李国庭倒了还有你的好吗？鼠目寸光，不就是为了主动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吗？倒是很会为自己打算。唉！这个王卫国交代了，别人也会交代，与李国庭发生经济关系的人多得是，而且颇多女流之辈，她们恐怕也被拘审了，更经不住专案组的“鼓励”。这就出现了一种他意料之外的情况：自己不交代已经保不了李国庭了，因为有那么多人交代，足以置“烟王”于死地。这不是，他们争着交代问题，专案组都顾不上审问他了。名声在世上，行情在市上。自己的货再不出手，就要砸在手里了，没有效益了。不能让他们抢了头功，要说李国庭的问题还是我阎满常掌握得最多。谁先下米，谁先吃饭。他对看守人员说，我要见焦常委。老焦高兴了，果然不出所料。
这回见焦常委，阎满常的心就有些发虚了。焦常委没有说很多的话，没有教育他。厉害，高者不说，说者不高。
焦常委说，老阎，我办案的风格是碌碡砸山———石（实）打石（实），因此也就请你别来虚的了。阎满常说，我有超常的智慧……他先自吹自擂一番，想以这种方式向老焦证明他是一个极有水平，其实是毫无水平的人，这是一种巧妙的演戏。别人看不破，老焦却看破了。他笑了笑说，劈柴看纹理，讲话凭道理。阎满常就不得不止住了，也笑了笑。一种心照不宣的沟通。而且使他感到亲切，劈柴、打草、耪地、挖河，看来焦常委也干过，也吃过苦。
阎满常说，有一次我向李国庭指定的账户汇款60万元。又有一次……焦世谦打断他说，老阎，你可是一个从农村杀出来的暴发户，没有一种你所说的“超常的智慧”能行吗？能取得别人的信任和尊重，能取得巨大的发展吗？现在怎么不把你经商的智慧向配合办案方面用一用呢？
枣核解板———没几锯（句），但阎满常服了。他一惊又一喜。别人都是讥笑他的“超常的智慧”，他虽然有些生气，但也暗自高兴，因为他要的就是装傻充愣的效果。现在老焦却相信他，他才从心里真正地高兴了。但老焦又看破了他，使他吃惊。由于被看破，他必须说真话了。所以向焦常委交代问题的时候，他就不敢再说向李国庭指定的账户汇款了，因为那些账户都很合法，款的去向也很正当，货款啊，投资啊，业务往来，名正言顺，要好好转上几个圈儿，最后让你找不到头绪了，
才不显山不露水地变成李国庭的私款。这一招儿已被老焦看破，他不能再这样说了，只有实话实说了。
“中国烟王”的命运沉浮第三章（5）
他先说了李国庭一开始是个很好的厂长，没有向他索要什么，他比较有安全感。虽然卖“超产烟”是违反了国家烟草专卖法的，但现在完全合法的事能有多少？还不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下有多少个体烟贩都在倒烟，有的成集装箱地干，不都没有事吗？何况李国庭厂长又是那么一个有威望的人物，都70高龄了还没退下去，办事能没有根吗？这种事如果出问题，一般出在贪官上，查住了贪官，带出来别人。而李厂长显然是个很廉洁的干部，给批了这么多烟，居然没有向他索要过一点好处。这一点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他每次到张家口烟厂去批烟或者送副食品，都能听到职工们说李厂长的好话，说他发展了生产，职工工资高奖金多，还有各种福利待遇。吃的是盐米，讲的是情理嘛！这样的工厂，这样的厂长，这样的职工，给了他一种安全感。特别是住在工厂招待所里时，他认得的那个叫杨惠萍的女服务员，也给他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这一切好像都预示着不会出问题。
再说张家口烟厂让他赚了钱，他也给烟厂销了烟，没有损害烟厂的一点利益，还等于给烟厂做了好事。有时为了把烟厂的烟卖出去，他故意抬高其他品种烟的价格，宁可自己吃亏。所以一开始他跟烟厂和李国庭的关系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果然他一直这样从张家口烟厂批烟、卖烟，长达五六年之久，没有出任何问题。在这期间，他跟招待所服务员杨惠萍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最后在第二夫人郑美娟的同意下，阎满常于1995年与郑美娟协议离了婚，与杨惠萍结了婚，目的还是为了生儿子。阎满常给名义上离了婚的第二夫人两套住房。
现在阎满常已经不在北京郊区住了，他购置了30套住房，大部分在三环路以内，以方庄小区为最多。但是以后的情况就不妙了。他接着说下去。
1997年3月的一天，李国庭把阎满常叫到烟厂在北京的办事处，同阎聊天，过去除了向阎发布命令，是很少聊什么天的。这次居然向阎发起了牢骚，说什么上边有人许他“终身制”，说只要身体好，效益好，你这厂长就继续干下去。但是最终未被批准，决定让他退下来了。他心里非常不平衡，多少年来，自己对厂子做出很大贡献，顾家很少，索取很少，现在厂子固定资产有若干亿，可自己除了少得可怜的一点工资，还有什么呢？心里感到无比的失落。阎满常听后很受感动，国家干部干得再好也就那点固定工资，在位的时候有人理你，因为你有权，退下来没有了权，也就没人理你了。所以，他当即表态说，你退下来之后，我一定好好地照顾你。他说的是真心话。李国庭看了看他，不置可否，继续说，企业摆脱了计划经济，面对市场，企业法人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根据他们贡献的大小，给予远远高于一般职工的工资报酬。这不是两极分化，而是符合市场经济学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将来肯定会有这方面的规定，很可能对厂长经理实行年薪制。但是自己这一批企业领导人赶不上了，成了牺牲品。
阎满常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但说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只为了给他上课吧？他忽然明白了，李厂长要向他要钱了。谁下米谁吃饭，早晚有这一出。这么多年没有要，现在临近退休终于坚持不住了。本来这钱他早就应该给的，只是心里也犯嘀咕，给出一些钱去他倒不在乎，只是一送钱，性质就变了，算是行贿，查出来就是犯罪，他有点害怕。所以他希望李国庭现在不要向他要钱，等退休以后，他返聘他，给他开工资。于是便抢着说，退下来以后，我一定照顾您，让您闲不着，可以帮我搞期货贸易，我给您实行年薪制。
但李国庭可不能等到退下来之后，退下来之后谁还理他？所以不久他便呼阎回电话，说：“你给我准备15万美元，过两天我到你家去取。”阎满常说：“行，我准备一下吧。”他豁出去了，李国庭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他求人在北京雅宝路使馆区用100多万人民币换了15万美元。三天之后李国庭来到方庄小区芳古园的某个单元楼，进了客厅，已经“离婚”的第二任妻子郑美娟说，李厂长来了？就给倒上茶水，然后就到南屋照看孩子去了。李国庭盯着郑美娟进了南屋，并且关上门后，才对阎满常说，钱呢？阎满常说，准备好了，就到北屋柜里拿来，交给了李国庭。李国庭接过来，数了数沓儿，什么也没有说，就放在书包里。到这时阎满常还想减轻直接行贿的罪，说：“这钱你拿去帮我做外汇期货生意吧！钱不算多，以后再说。”李国庭点点头下了楼，停在远处的黑色奥迪开过来，他坐上去走了。
就这样李国庭先后5次向阎满常索要美金37万元、人民币195万元。
第三个妻子杨惠萍很争气，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是宝贵的儿子。阎满常终于后继有人。也许是为后人着想，他决定收敛自己的行为。他认为自己的“事业”已经达到了顶峰，为了显示一下，1996年春节，他开着几辆小汽车，带领3个妻子和11个子女回到老家任丘县田庄，全县轰动，光宗耀祖。这之后，特别是向李国庭大量行贿之后，阎满常好像是嗅到了危险，向李国庭提出，不想做烟的生意了。李国庭也怕夜长梦多，同意了他的要求，停止了他与烟厂的业务关系。他想去炒股，请李国庭给他讲讲有关炒股的知识，李国庭则劝他别炒股，风险太大，建议他去做外汇生意。
他就将非法获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