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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培养成了“窝襄废”，才出现今天这样的结果，使我在弱肉强食的社会上显得这么无能和弱智！
姚芳对我们分手不甘心，不久又给我来了封信。信上说她和她父亲生气闹翻了，要求再与我和好。我当即回了封信，说那样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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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冬天，我又被调回了培训处。此时，工人已不再忙，下面各施工处领导为了不被影响全年奖金，开始进行职工的文化培训。公司要求第一年必须完成培训任务的30％，三年之内要全部培训完。建筑行业的职工文化素质普遍低，工人大都是小学或初中毕业，个别的连一年学都没上过。实际上无论是以前上过学还是没上过学，初中也罢、小学也罢，也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文革”时上学都是混日子过来的，又加上这些年天天跟沙子、水泥、沏砖、抹墙打交道，竟干些和大字不沾边的活，原有的那一点文化知识，也早就一股脑丢掉了。
我开始紧张地备课。课本内容对我虽然很简单，但是要讲好它，对从未上过讲台的我来说也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想到到时要面对那么多陌生人的眼睛，我就心里紧张。担心自己面对那么多人会不知所措，讲不出话来。我多么希望自己有个好的开端，给学生一个沉着、风趣、知识渊博的印象。
下面各处的准备工作在紧张地进行。准备教室，组织学员。一处的班主任是由其工会的芹姐担任。
一月八日的上午，一处的文化培训工作正式开始。在开学典礼上，一处的莫书记面对一屋子百十来号的学员做了学习动员。教室原是他们处一个破旧的库房临时改用的。墙很薄，油毡铺的顶子，有的地方已有破洞，在阴暗的屋里看到大大小小的洞，就像夜晚看到天空上的星斗。墙上遗留着以前漏雨造成的片片痕迹。冷风钻进来，屋里轻薄的东西不时喇拉乱响。在屋子中间生了个大铁炉，粗壮的烟筒，通向墙外。有时突然一阵风，会把浓烟从那炉盘的圆缝里呼地顶出来。屋里充满了呛人的煤烟味道，光线更加昏暗了。
莫书记是位脑门又光又秃的中年人。他在讲台上和蔼可亲笑容满面地讲着话，全然不顾下面聊天、打逗的场面。看他那表情，与其说这是主持开学典礼倒不如像是他在主持一个结婚仪式。可能正是他这种超乎一般人的好脾气、大度的涵养使他成为做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我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由于光顾了紧张，几乎没有注意他讲些什么。我反复地默背着那几句准备好的开场白，似乎几句简单的话比外语都难记。我不住提醒自己要镇静再镇静。
最后他讲完话后，客气地把我介绍给大家，并要求大家以后要听我的话，遵守纪律，认真听讲等等。我涨红了脸，心怦怦直跳地走到讲台中间；幸亏屋里的光线较暗，下面看不清楚我的窘样。
我面对坐到最后一排的秃脑门书记和工会的芹姐，还有下面黑压压的人群，有些语无伦次地做了些自我介绍，大致讲了一下课程安排，然后就开始讲了第一堂课。可气的是，我在写板书时手竟发抖，写出的字又丑又歪。
下面仍然是乱哄哄的。芹姐实在觉得课堂的动静太大了，盖过了我的声音，于是起来好几次，大声喊着那几个打闹人的名字，叫大家安静些。
上完第一节课后，休息了十分钟。再上课时一看，虽然课堂里安静多了，但人也走了一半。剩下的大都是女职工。
对于这个场面除去紧张我很恼火。尽管我做了心理准备，可也没想到课堂的秩序会这么差。这大大伤了我的自尊。我对捣乱的人进行愤怒地质问、训斥并嘲讽他们。
等回来平静下来，我又后悔了。心想连他们的莫书记和芹姐都奈何不了那些“刺头”们，我一个无职无权的代课教师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虽是这么想，不过好长时间我还是极不习惯。
每天来上课的职工，也许他们真的担心将来因为文化课成绩不合格影响上岗或影响了上调工资。他们有的希望将来做管理工作，至少学些东西给自己孩子上学辅导用得着。一些人虽然也来，大都是等点过名以后坐一会就走了。因为处里规定不来上课要扣奖金的。
坐在前几排的是几个面容姣好的女学员。她们看着书并不断地记笔记，很认真的样子。水灵灵的大眼睛不时盯着我，然而当我看她们时，他们的目光又往往不好意思地躲闪开了。其中有个高挑身材的姑娘，皮肤很白，一副文静的气质，与其它粗陋的女性大不一样。我真不明白，风姿秀丽的她怎么会是一个抹灰工。无论如何也难以把她和那份粗重的工作联在一块。我为她而惋惜。这无疑是把一块精美的瓷器扔进了瓦砾堆。还有一个穿高跟鞋的矮胖的姑娘，每天把头发梳得很仔细，盘着高高的发鬓，并不漂亮的脸一看都是经过刻意精描细画的，我想化妆化到这个程度至少也得花一个小时吧。她在耳朵上戴着一对很大的银圈耳环，总是用一种扑朔迷离的眼神望着我。虽然她没有请教过我什么问题，但我还是能猜透她的心思。可是我对她并不感兴趣。一点感觉也没有。无论是她俗气的装扮，还是俗陋的相貌，都使我感到别扭，我想我不可能去找一个成天和泥水打交道的姑娘结婚。哪怕她是一位天仙女。随着年龄和社会阅历的增加，对感情我也逐渐变得实际势利起来，在我内心我不再讲爱情的平等，而是开始讲究门当户对，不自觉地为我的爱情和婚姻设了门坎。我有些看不起工作又脏又累的工人们，嫌她们粗俗、浅薄、工种不好。哪怕她们很漂亮和主动献媚都不能使我动心。
经过一般时间的培训学习，第一期学习班快要结束了。为了完成培训任务，我们的课程压缩了又压缩，为了能使他们大多数考试过关，在考前我又给他们划出了许多重点，以引起他们的重视。许多人并不把它当回事。当我在公司准备考卷时，刚在打字室印完，公司里就有人来找我，希望我给他们一张考卷，要不起码也得告诉几道题。这其中就有我们培训处里平时给了我许多照顾的马老师。她教另外一门课。我很为难，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把作弊不当回事，我对此极不适应。我从小最看不起这样的人，鄙视这样的事。觉得这实在没半点做人的道德，完全是自欺欺人。我把脸敝的通红，最终不得不告诉了几道填空题给她。她有些不高兴地走了。她是去告诉给一个经理的小舅子。
有的人不好明要考题，便想其它办法。比如到油印室的纸蒌里去翻废纸卷。为了保密，试卷我是用蜡纸亲手刻的，然后亲自油印。他们希望能翻出一张或几张废弃的试卷。幸亏我早有预防，把印坏的卷子全部撕得粉碎，绝对难以辨认出什么。
考试那天，处里的莫书记也来监考。当然还有我和班主任芹姐。这天来参加考试的人特别多，有些人我几乎没有什么印象。乌乌压压的一屋子人，我担心这单薄的库房会被这么多人挤塌。学习期间，有些人虽然不来，却叫芹姐每天划上考勤。她对有些人也不敢得罪，大都替他们担待着。也许她认为他们不来更好，省得捣乱，怕他们不但自己不听课，还影响别人学习。基层的事不能太较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特别是对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刺头”们，连领导都是让三分呢。不过这都是后来我才明白的。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开始发卷，叫大家答题。尽管开始之前三令五申是闭卷考试，必须自己做自己的，更不能翻书。但是一等到卷子到手，许多人就把它歪七竖八地铺满课桌。本来人多桌子有限，坐得较挤，这么一来，桌子上到处是卷子，很难以分清谁是谁的。我不住地警告，要求每个人自己答自己的题，否则没收试卷，按零分处理。你的话他们又何偿当回事呢。许多人拿出书来抄，或者干脆照着对方的卷子抄。那些平时很少来的学员，更是左顾右看希望弄张别人的卷子来写。有心计的人一开始在选座位时都已旁好身边的人。面对失控的考试场面，我非常恼火但又无奈。我对不诚实的人向来特别反感，认为不会并不可耻，不诚实才可怕。在别人眼皮下卖弄偷奸耍滑的伎俩，简直是在污辱人，以为大家都是傻瓜。
莫书记和芹姐嘴上也要求学员不要看书答卷。但显然只是说说而已，或者只是说给我听的。他们睁一眼闭一眼，吓唬几句并不动真格的。我既没有权利扣某人的工资，又不能调工种，学生们才不怕呢。对于小抄，躲着你抄书的人已经是很不错了。这时我才明白什么叫“法不制众”。你又能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