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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终于逃离了我那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死气沉沉的环境，我有一种胜利大逃亡的兴奋，我的自信心也随之迅速膨胀，甚至有一种自傲。我自认为历经苍桑，有过自我奋斗的艰难，它们都是我自豪的资本。在同学之中，我的高考成绩远远超出了一般人，我再也不是像在工厂时那样，是一个被人蔑视的家属院的孩子了，相反，在这里我成了同学中的佼佼者。所有这些使我狂妄起来。是啊，我现在不比周围任何人差；我们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我暗下决心要重新开始我未来的人生！捡回我的自信，让阴郁痛苦倒霉的过去通通滚蛋吧！所以我内心也常常以高材生自居，连个别老师也不放在眼里。
我住的寝室有四张床位，每张床分上下铺，所以能住八人。床之间有点空隙，放了两个小课桌，上边放着些缸子、饭盒洗漱之类的杂物。虽然能住八人，但并未住满，谢天谢地，屋里还不算太拥挤。如果真要住满的话，下边那点空地站人肯定要比沙丁鱼罐头还挤。有几个人也是本市区的，虽然占了床位，但并不在这里住，顶多也就是中午在这里休息一下，等下午上完课就回家了。常住的大都是从下面旗县上来的同学，当然也有我这种情况的。大家刚来乍到时，说话都比较客气。但是一心想当班“官”、走路像鸭子似的周宁使我反感，他对老师指定他当班干部连句客气话都没说，好像非他莫属的样子，叫人看了别扭。仗着人高马大力不亏的刘伟总想靠武力在班里逞英雄，他身上匪气十足，一看书就嚷嚷头晕头痛，我真不知道他怎么考上的学，他似乎去摔脚馆走错了地方。许多人对专业课并不感兴趣，只是对“文凭”崇拜罢了。年龄最大的梁丕显，以为自己的父母都是大知识分子，对同学说话办事总端着个臭架子，牛B哄哄的，使许多人见了很不舒服。我与他们不一样，我当时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宏伟的人生计划，对于他们这路人我根本看不上眼。心里有了成见，交往上也就隔膜了许多。我还有一个自傲的理由，就是我有较长的工龄，在上学期间我同样能领到国家给我的补贴工资。有这种待遇的人是不多见的。为此，我也就多次在众人面前显耀自己经济方面的优越实力。吃饭时我会买些小菜给同桌；在外面一起看电影时，我会大方地掏钱买单。有时我还会回家拿来些炒肉菜和好吃的零食带给宿舍的同学们，拿一些旧衣服送给家境贫困的人。
尽管没有在家吃的好，没有在家住的条件好，但是心情却从未这样的愉快，虚荣心得到这么满足。那时食堂伙食常常是黑面馒头、玉米面发糕和几乎没有油花的大烩菜，但是我却觉得这些要比家里的饭菜香十倍！慢慢我也竟比原来胖起来，白惨惨的脸上有了些红晕。
学校的时间过得格外快。好像星期一刚过，又到了周末。我是不愿过星期天的。因为每到周末我就不得不回家去。问题是面对父母殷殷的目光我不知该和他们说些什么。处于敷衍，我就晚回早走。常常是上午快十二点钟才磨蹭地回到家，吃完午饭后推说有事就匆匆返回学校。当然并不一定真的像对父母说的那样，学校作业功课太多，忙得不得了啦，实际上是回到学校与同学们玩牌，聊天，去操场踢球。
每当我回来的那一天，母亲必然早早准备好吃的，特地做好等我。我饱餐一顿后又给带上，不拿也不行。也许一周才能见一次面的缘故，望着父母那慈祥的目光，浓浓的爱怜，我的心头充满暖流，眼睛也不由地湿润起来。但是我又羞于把这说出来，只是那份感激感恩化作了巨大的热浪，溶化了以往我对他们的怨和恨，我原谅了他们，宽容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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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沉浸在自由和轻松的阳光里时，却意外地被披头盖脸的一盆冷水浇来。它又激起了我内心中的那种倔犟的抗争欲望。这次抗争与在家和母亲的抗争不同，我勿需顾虑重重，可以针锋相对，短兵相接。我从骨髓里憎恨一切压抑自由的行为，似乎它是我的天敌。在我能与这对抗的情况下，我决不屈膝投降。
事情是这样的。学校每个系除了系主任外，还专门配备了一名书记。它的责任就是负责学生政治思想，同时管学生入党入团这些组织上的事。按说我和这个人也没多大关系，谁也不碍谁，不知怎么就鬼使神差地发生了冲突。从此，她对我恨之入骨，成了眼中钉肉中刺。系书记是个中年女人，姓臧，说话时带着很浓的山西地方口音，讲起话来总觉得像唱。她最大的特点是“扁”：扁脸、扁嘴，连她的屁股也是扁的。她给人的印象是一点也不像个知识殿堂里温文而雅的老师，倒是很像个山村里粗俗的妇女。她和我们学生打交道的时间极有限，一般只是星期六下午义务劳动时她负责一下，再就是搞节庆活动由她管，比如“五一”节、“青年”节啦，“七一”、“十一”、“元旦”节什么的，她组织各班搞些文体活动。可能是并不满足这些不甘寂寞吧，她想多干出些政绩来。她像我母亲一样，充满旺盛的精力，没有事也总想办法折腾出一些事来干。何况有时有些事正撞在她的枪口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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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校不但管学生住，还管伙食，每月按人头发伙食饭票。我们班生活委员是与我同寝室住的“刘大头”。他五短身材，头比起他的个子来显得很大很沉；他没有脖子，似乎被大头压短了似的。他自认为颇有一副官相，所以说起话来总是装模作样，象是领导在讲话，看上去甚为滑稽可笑。我对一心想走仕途，抱有“鸿鹄之志”的人向来敬而远之，所以我们共同语言并不多。
一天下午，他代全班到校食堂管理科领取饭票时，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多给了他二十斤的细粮票。那时学校的饭票分粗粮、细粮，饭票不同，颜色也就不一样。饭票全是由小塑料片做成的，用皮筋捆着，一沓一沓的。发放的人正搞对象，一时走思，多给了他一沓子，而他肚明心知却不说，假装什么也没发生，拿着走了。谁知人家后来发觉总数不对，很快就怀疑到他身上。
开始他也忐忑不安，但又存有侥幸心理，心想这么多人领饭票，不一定就认准他多拿了。后来人家很快就查出是他，他也就不得不承认了。先是被勒令写了事情经过，然后又叫停课做认真严肃的反省写检查。按理说，这事食堂管理人员也有工作疏忽的责任，不该把板子全抡在“刘大头”身上。可是到了臧书记那里，那就不一样啦。她先是把“刘大头”骂了个狗血喷头，说他丢了全系的脸，为她抹黑。然后又召开班务会，在班里批斗“刘大头”。她让大家每个人都要表态发言批判“刘大头”，从思想上与他划清界线。那天她用板擦敲着黑板，制止了大家对此事的议论，然后用她那特有的“普通话”做动员：“大家听鹅（我）说，也许大家知道今天开的什嘛会，就是鹅（我）们班发生了一件非常恶劣的四（事），在全校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不但丢了我（鹅）们班的人，也丢了全系的人，这就是鹅（我）班刘喜财同学贪污伙食费事件。现在就叫大家对他进行批评教育，深究他这种剥削阶级思想根源。是什嘛思想使他敢做出这种事情，以避免他以后滑向罪恶的深渊……”。
然后点名叫大家一个一个发言批斗“刘大头”。“刘大头”站在讲台上，耷拉着那尊一向昂着的冬瓜脑袋，神情尴尬。班里的气氛死一般沉重。几个班干部为了保住“官位”和想要以后解决入党问题，纷纷表态。说事情非常非常恶劣，人非常非常危险。尽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