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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三次高考后没几天我就病倒了。除浑身发烧扁挑腺发炎外，嗓子痛得也说不出话来了。我知道这是最近太劳累的过，积压了太多的虚火。
几天后，我又不得不参加口试。尽管感冒还没好，我还是又走进考试现场，面对严肃的考官。屋子里的空气很湿很重，粘在一起，叫人喘不上起来。坐在中间的主考老师是位五十来岁的中年男子。他的上嘴唇上留着浓黑的小胡子，像电影里的日本鬼子。他连着问了我一些问题，我用干涩、嘶哑的声音回答着。他问一句我机械地应答一句，脑子仍然木沉沉的，我几乎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考试结束后，我顿时轻松了许多。
好不高兴！总算是全部考完了。这一来我的病也好了一半。考试结果怎么样我一点也不去考虑，只想一门心思地松弛、再松弛！整整憋了一年，365天啊，甚至连过年都几乎舍不得休息，神经始终绷着。我先是大睡了几天，然后又跑到街上的影院狠狠地看了几场电影，过足了电影瘾。感觉到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真好。
如释重负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就隐隐地被一种焦躁所代替。——考试成绩。说不关注自己的考试结果是不可能的，它毕竟关系到我的命运。我不知道自己的成绩到底怎么样，能不能上录取线。越是接近发布分数的日子越是心情紧张。谢天谢地，成绩总算公布了，我的分数还算理想，超出了本专业录取线五十多分，专业分数也考得很不错。我高兴得简直要蹦起来了。心里激动得像有一壶沸腾不止的水在翻滚。别人听说后也非常地惊讶。父母听说这个消息后，也为我感到高兴，他们还是心疼儿子这些年为此所付出的代价。根据成绩我报考了志愿并认为会十拿九稳。当然在没有正式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前我只能耐心地等待。
我天天上午十点去厂门口传达室等消息，每天的这个时候邮递员来送信送报。我对传达室的胖老太太一口一个“姨”，充满讨好的谦卑，唯恐她情绪不好而使坏心，把我的通知书给压下。可是天天去，天天失望而归。一个月都过去了，别的考生该录取的都收到了学校的通知书，但我始终没收到任何学校的通知。再说我的体检又没有问题。我百思不得其解，是不该有问题的啊！是顺理成章的事啊！实在耐不住了，我跑到市高考办公室去了解情况。按他们分析，我所报的前两个学校录取应该没有问题，更不用说最后的两个志愿了。可是现实就是这样开着玩笑，等到录取工作快结束了，我还是没有收到学校的半张通知书！我像猴子屁股着了火，浑身火烧火燎的，坐立不安。
我发了疯似地，气愤地跑到有关部门质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开始他们找各种理由搪塞我，后来见实在无法自圆其说，也许有一丝良心发现，他们说，你再找我们也没有用的，最好去招生的地方了解一下真实原因吧，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下子点醒了我，是啊，每天找他们有什么用啊。我连声谢了。我知道车间的同事小马认识一个媒体记者，据说他正好在招生地采访。我求小马帮忙。小马是南方人，长得又黑又瘦，个子不高，还有些驼背。他一向喜欢炫耀自己认识某某名人，自称和谁谁一起吃过饭，与某个大人物照过相。他大概是为了巴结父亲的缘故吧，对我也挺热情。我曾经去过他的家，他的父亲比他的个子还低，在我看来，都低到了一个男人感到难为情的地步。据他说，他父亲是一个单位的技术权威，八级工的老师傅。那时候八级工是国家工人技术等级中最高的级别了。许多人工作了一辈子也熬不到这个份儿上。当我请他跟我去招生地跑一趟时，他高兴地答应了。他很愿帮我这个忙，也许他认为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好机会。我们二人连夜坐了火车直奔招生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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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了近三个小时的火车，一路上我对周围发生的事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脑子想得全是这件事，想怎么才能尽快了解了事情的真相。火车到站时已是半夜时分。我们决定先在候车室里待着，等到天亮后再去坐大巴找。空荡荡的候车室里灯光昏暗，一些人横七扭八地躺坐在椅子上打睡觉。热焐焐的大厅里，充满难闻的混合味道。到后半夜，感到有一丝的凉。我始终揪着心，前途未卜的忧虑像一座山压在心头。恨不能一下子找到那个地方，问明其中原因，还自己一个公正。小马很理解我焦急的心情。他不住地劝慰我，说不要太着急，到了那里自然会弄清楚的；要是真弄错了，他们就得给咱们纠正，否则我叫他们有好果子吃。我知道他爱说大话，但是现在真的希望他所说的都能办到，希望他真的神通广大。
天亮后，大约五点多钟，我们坐上了首班通往招生地的大巴。招生地设在市区较偏僻的一个招待所，离火车站足有一个小时的汽车路程。大巴走在土路上，摇晃得很厉害。我还从未坐过这么颠簸的车，加上从昨晚就没好好吃东西，肚子直叫，我头晕目眩，一阵一阵向上翻酸水，感到嗓子眼儿里有东西往上拱，但几次也没吐出来。头像一个水肿的大冬瓜，沉重无比。小马没有晕车，只是眼睛有些红肿，眼角里挂着白色的眼屎。
经过展转，最后终于找到了那个招待所，自治区的招生工作就在这里进行。可是我们进不去，找不着听我们说话的人。招待所是个并不起眼的四层小白楼，楼的外围有一圈铁栅栏。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双岗，没有工作人员证件一律不准进入。栅栏外许多像是家长的人领着孩子，三五成群地议论着。有人悄悄地说着什么，显得神秘兮兮的；有的人则大声嚷嚷着，一副气愤激动的样子。门口那里也时常发生冲突，一些人总想不顾一切地往里闯。但是不管你有多么充足的理由，年轻的门卫一脸冰霜，说下天来也不让外人进去。看到这个情景，我们非常着急。进不去，找不到人，不是白来了吗！没办法，我们只好在外面干等。扒着僵硬的铁栏，从它们的缝隙里，紧紧地盯着从楼里出来的人。眼睛几乎一下也不敢眨，希望早些发现要找的人。我们直直挺挺地从早上七点扒到上午十一点，灼热的太阳把我们烤得像肉干儿，后背直冒油，浑身火辣辣的，差一点就要冒烟了。但这算不了什么，我们的内心比这更闷热，更焦灼。我们在内心祈祷奇迹的出现，希望早点让我们看见熟人。也许我们的真诚感动了老天爷，感动了我们的贵人。快到中午时，有个人从楼里走出来。他四十来岁的样子，看上去精明干练，胸前佩戴着令人起敬的蓝色工作证。正是那个小方片，把这里的人分成两个等级。小马看见他后忽然激动起来，小眼睛顿时发出亮光，冲着他喊：“张叔，张叔……”可是那人不知是耳背还是在想事情，并没有抬头，仍然匆匆地往前走着。他没有出大门，而是出了楼门口拐向后院里。小马只好在外面跟着他走的方向一边跑着，一边使劲地喊着。终于，那人停住了，抬起头向喊声的方向看。定了一会，才确定是外面满脸流油的小马在喊他。他走了过来，隔着栅栏我们急切地向他诉说着事情的原委，恳求他帮忙，查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两个说着一口的江浙话，讲话又快又短，一句我几乎都没听懂。不一会他匆匆走了。小马说他叫我们在这里等消息，他去问了。还说，现在招生工作基本结束了，大部分学校的招生人员已经离开，剩下的几个学校也快撤了。我听了心里凉了半截，但还是希望奇迹出现，“张叔”能给带来好的消息。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亲爱的“张叔”终于回来了，他仍然隔着栅栏对我们说话。他说我的情况查清楚了，他指了指我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们讲，我的分数按档早已出库，但只是没有被录取，原因是出在口语考试上。口试成绩虽然及格，但在评语中有“哑嗓”的评语，大家都以为我是个存在发音障碍的哑巴，所以没有一个学校敢要。我在第一志愿时就已经按档出库，现在第五志愿的学校也没敢要已经走了。
听到这个消息后，如平空一声炸雷，我摇晃了两下几乎要摔倒，幸亏小马及时扶住了我。尽管我早有坏的预想，但还是气得差点晕过去。我为考学这么多年来孤灯苦读，忍受着难以承受的冷嘲热讽，承担着巨大的压力，然而这一切的一切，只是因为那个“日本鬼子”不负责的一句屁话，就把我轻而易举地毁了。我的前途没了，一切工夫白费了。苍天啊，你为什么不睁开眼睛，要我遭受这么大的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