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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出屋门了，不愿见外人了。看到谁都烦，都感到局促不安，做事心不在焉。只有自己独处时，才感到安全、放松。我对生活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没有兴趣。有一天，白老师在做完课间广播体操的时候把我叫住，说要跟我谈谈。我们蹲在篮球架下，空旷的操场上几乎就剩下我们两个人。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找我。我的心怦怦直跳，非常紧张，但外表还尽可能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次他不像以前再那么板着脸对我，而是换了一副很温和的表情。他假惺惺问我对自己有什么打算和想法。他想哄我，我联想起电影中那些佯装成好人的特务，看上去很做作，极假，呲着牙笑着向小孩子问八路军武工队藏在什么地方，并说如果讲了就给他好吃的。我可没那么蠢。我对他早有戒心，绝不想把真实想法告诉他，只是表示最近不来上课确实是身体不好的原因。他又问我为什么不是家长写请假条呢。我说家长都去了外地陪床看病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他听了脸更长了，嘴角两边形成了两个很深的辙子，像一对滑稽的大括号。最后他对我的情况表示同情和理解，但他希望我尽量克服生活困难，把学习赶上去。后来我旷课的事也就不再追究了，不了了之。自此我不来上课似乎更加理直气壮了，真成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由于我长期不去学校上课，后来好几门课再也听不懂，听课如听天书，数理化成绩一落千丈，作业也无法完成。对学习我彻底失去了信心。
张叔叔有时也来看看我，问我有什么困难需要他帮忙，需要不需要钱，因为父亲的工资是暂由他代领代管。我偶尔要点钱，除了吃上用些外就是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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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外地的父母偶尔写信来，或者给单位某个人打个长途电话，问一下家里的情况。寂寞时我也常常想起他们来。对他们那边治病的情况，我一直不太清楚。
我不好好去学校上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邻座的女生使我极其的恼火和不快。别看她长得并不出众，却是自我感觉特别良好，人如地主婆一样特别矫情、刻薄。我给你说说她长的什么样：一张瓦片脸，鼓眼睛，齐耳短发，看上去像殡仪馆出来的。她像其他部队子女一样，有一种傲劲儿。虽然她相貌平平，可非常喜欢臭美。今天穿这样的，明天换那样的。按说我和她无仇无怨的，并无什么过节，可她专门找我的碴儿。说起来也怪我的鼻子不争气，自小总有爱流鼻涕的毛病。流就流吧，可气的是它不分时候和场合！小时候我棉袄袖子被抹得像古代武士胳膊上边的铁护腕，蹭光瓦亮的。但那时也没当回事，并没有人笑话。现在长大了，进了城里，但鼻子并未因此就不生产或少生产那透亮的“面条”。相反，倒是有增无减。一到天冷鼻子就特别不争气，象一个破漏斗。尤其是在课堂上，越发显得厉害。弄得我觉得一节课的时间特别长，常被它困扰着。我的廉耻心使我不好意思在课堂上大声擤鼻子，只能用纸揩一下而已。但是那鼻子像是专门在搞恶作剧，越是担心鼻涕流出来它越是专门出你的洋相。鼻子好像是坏了闸门的小笼头，怎么也关不严，总是不停地流啊流，不停地流，使你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恨不能用铅笔刀立时把鼻子割下来，扔进课桌里。我只好不住地用练习本的纸抿啊抿，不到半节课，桌底下已堆起一堆白花花的纸团了，像是桌腿周围忽地冒出了一堆白蘑菇，自己瞧着也十分的难堪。急人的是下课铃迟迟不响，我怀疑传达室的糟老头睡着了，误了点。可每当这时“瓦刀脸”（这是我给她起的外号）用那双牛眼睛就专门盯着你。她不去专心听课而是来监视你，实在叫人如芒刺背。这也是为什么她学习不好的真正原因，我想。每次擤鼻子都逃不出她的眼睛，她那付皱着眉撇着扁嘴显出恶心的神情，使我十分不自在，弄得我每次擤次鼻子也要一再斟酌，犹豫再三，不亚于众目睽睽之下举手发言提问题。我掐着时间尽可能减少次数。每次几乎都是等到鼻涕要流到嘴边，我才不得已擦一下。鼻子问题牵扯去了我大部分注意力，我没有闲心思再去听课。后来不敢再出声擤鼻子和堆更多的纸团了，只好把不安分、不住往出跑的“面条”抽进嘴里，小心翼翼地吐在地上，然后用脚把它擦掉。（我很抱歉说到这些恶心事，但它确实对我的影响很大）。不久，地砖上就被磨出一片秃皮来。然而这办法依然叫人难以忍受，仍然逃不过那个“瓦刀脸”的眼睛，因为她又在皱眉头了。逼得实在没有法子了，最后我也只好用最后的一招了，一仰脖，咕噜一声把“面条”吞到肚子里。
按说，这事本与“瓦刀脸”是无关的，可她却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她总是用一种异样的含有轻蔑的目光看我。有次她在自习课上故意大声地对我朗诵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别人听不出来，可我心里明白。——这个妖精在嘲讽我！
由此我特别讨厌她。毕业后我在大街上曾遇见过她几次，但我都没有去理她。我假装没有看见她的样子。她没有多大变化，还是那付不可一世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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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到外地治病的情况究竟怎样我并不十分清楚。我默默地为弟弟如此的命运而难过，为他幼小的身心承载了太多的痛苦而忧伤。可以说弟弟从小有一半是由我看护长大的。母亲在弟弟很小的时候就把他交给我看护，她以便做其它的事。因为我大弟弟许多，大人自然也放心多了。在外面与弟弟年龄差不多的孩子是不敢欺负他的。虽然我在同龄孩子中并不威风，甚至有些怂，但毕竟那些比我小许多的毛孩儿们还是怕我的，这有点像庄稼地里的麻雀面对玉米秸扎做的人幌子。我看护弟弟并未发生过什么大的差池，但也有一次例外。正是这一次把我和弟弟推到了生死边缘上，经历了一次同生死的历险体验。
那时我已有八、九岁，弟弟也不过两三岁。一天我陪弟弟玩的时候，看见有两辆排子车停在村头，于是就把他们的车把别在了一起，玩滑车的游戏。这种游戏我常见大孩子们玩耍，非常刺激。我先把弟弟抱在车上边，然后慢慢把它们推到快下坡的地方，以便一会儿让它们沿着陡峭的下坡道路快速向前滑行。道路两旁是很深的泥塘。当我发动起车子来以后，自己也迅速跳了上去，去享受车子自动滑跑的乐趣。谁知下滑的车子并没有按照我想象的那样沿着坡道奔跑，而是自行中转了弯，飞驰电掣般冲向了路边的泥塘。天哪，泥塘的底部离路面足有五六米高，坡陡底深。我和弟弟还没有来的及反应过来怎么回事，车子和人已经飞快地翻着斤斗，打着滚折到了泥塘的底部，象十几年后所坐的飞旋的魔天轮车。万幸的是，正值春天，泥塘里边没有水，只有潮湿松软的泥土。我们惊得半死，魂都飞了。真是老天保佑，我们二人身上除了有几处不大的擦伤外并无大碍。我爬到弟弟跟前，把他紧紧抱住，好半天才哭出来。弟弟吓坏了，哭声又响又尖，象过年的“窜天猴”扎向天空，仿佛连空中的云彩都惊呆了。总之，和平时的大不一样。总算我们有惊无险，死里逃生。当然，这事回到家对母亲是只字不提的。否则，她说不定会扒了我的皮。弟弟也听了我的再三嘱咐，为我保密，没有把这事说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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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小的时候，母亲走到哪里都会把他带上。如果去城里找父亲，也总是领上他，而把我留在姥娘家。我在姥娘家一边上学一边干活。当弟弟从城里呆上几个月再回来时，人变得又白又胖，穿着也十分的洋气，一点也看不出农村孩子的迹象，倒像是城里来的一个小公子。他的口音也变了，说话一拽一拽地拉着长腔，非常好听。相比之下，我在他面前像个乞丐一样，又土气又脏兮兮的，脸和脖子都是黑皴皴的，按母亲的说法像牛车上的“铁轴”。神情木呆。有谁会相信这两个人竟是亲兄弟俩呢。在老家母亲即使串门聊天走亲访友也都会带上弟弟，把他打扮得十分好看，而让我守在家里看家。有时晚饭后串门，他们往往很迟才回来，我坐在油灯下，独守空门，油灯下看着墙壁上奇形怪状的影子，怀疑那是一群饿死鬼显灵，张牙舞爪的争食，不知什么时候趁我不防备，随时都会从墙上跳下来把我掐死吃掉。许多次我实在受不了这种恐惧，宁可躲到屋外面的院子里，忍受着寒风怒号的冷，望着惨白的弯月颤抖，也不愿呆在暖和和的屋子里。当时我想这样起码在饿死鬼们袭击我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