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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的爱，那是多么微乎其微啊！也许只是十分之一。同样是她的亲生，她的骨肉，可又有天壤之别。小时候一次不小心我的大腿擦破了皮，后来又感染了，小手掌那么大的伤口流着鲜乎乎的脓水。好多天，裤子都粘在了上面，走起路来，磨得伤口钻心的疼。开始我不敢说，怕母亲骂我淘气，揍我，一心想忍过去。可后来伤口越来越严重，根本就好不了，无奈之下，我只好把这事告诉了母亲，并要了两角钱去村东头卫生所买了些白药膏来抹。狠心的母亲为那二毛钱骂了我好几天，说那钱干什么不好，能买几瓶醋或一大袋盐呢。说我是败家子。她是为花了她的钱心疼。可她对弟弟远不是这样的冷漠，要是弟弟不小心膝盖上擦破了一点皮，她都会心疼得掉眼泪，赶紧把红药水涂上。
现在弟弟得了重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从开始心情沉重难以接受，慢慢变得平静起来并能够承受这份变故；最初的心痛也逐渐麻木些了。在自私和嫉妒之下，我的心灵在分裂霉变，长出了许多的毒菌。我一方面感到沉重难过，一方面又不希望弟弟看好病回来，甚至希望弟弟死去，以便独享母亲、父亲的爱。希望他们在今后把所有的爱都转移到我一个人身上。——对这个心底深处时隐时现的念头，一开始并不明晰，就如黑夜中坟地里闪烁的鬼火一般，扑朔迷离，飘移不定。当它越来越清晰后，着实又使自己十分地震惊和恐惧——感觉到自己的恶毒、自私和残忍，甚至连猪狗都比不上。心中骂自己心如毒蛇狠如毒蝎。然而这念头就像食物上面的霉点，一开始只是很小，但很快就扩大了，还长出了绿毛，直到腐烂掉整个食物。我痛恨自己，有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在脑海中善良仁慈的我和邪恶歹毒的我不住的争辩、漫骂、撕扯。我陷入泥淖之中。我整天痛苦着，为这个赶不走的邪念羞耻。
不知是可爱的人总是命薄，还是邪恶终于占了上风，反正父母半年后极为悲痛的从北京回来了。——弟弟不治而亡了。
尽管我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这个消息的一瞬间，还是有一种既伤心又欣喜很复杂的感觉。摸着拿回来的弟弟的小绿书包，还有没写完的作业本，我的大脑空得像操场。作业本上有弟弟写的歪歪扭扭的名字和作业，还有着老师用红笔打的对号和满分。这是弟弟的最后遗物了。面对这些我泣不成声。同时邪恶的魔鬼在心底也蠢蠢欲动。它伸着懒腰打着哈气，像松了一口气。它张着满是獠牙的红嘴说：“哈哈，这下如愿了吧！从此之后，你就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了，父母只能疼爱你一个人了，你成了令人羡慕的独生子。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与你争夺母亲和父亲的爱了！”
第三章母爱的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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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庸质疑，弟弟的夭折对母亲是一个天塌地陷般的沉重打击。弟弟是她从苦洼地里拉扯出来的，而现地刚刚望见幸福的晨霞，他却像露珠一样蒸发了。弟弟曾是母亲生命之花结出的最珍贵的果实，也是上天赐予她这一生中最珍贵的礼物。母亲因他而骄傲而美丽。像天空因为有了彩虹才更加绚丽一样。所以无论怎么来形容它带给母亲的悲痛和伤心，都是苍白无力的。幸亏弟弟的病还经过了一阶段的治疗和抢救，使她对事态有了些心理准备，在最后面临灭顶之灾时有了些缓冲。否则，感情冲动的她怎会承受住这般打击，她一定会跟着弟弟赴黄泉之路的。
那些天，她终日以泪洗面，几乎不吃不睡；人更加消瘦，被消蚀得就剩下一付排骨架子了。脸色发着黑青，神情恍惚，头发变得花白了，骤然间苍老了许多。坐在那里也只有那双深陷的眼球偶尔的转动，表明着她还是个活人。她一天到晚很少说话。我想到课本里说的“祥林嫂”无非就是这个样子。
父亲当然也很伤心，但男人比女人毕竟理智一些。他不时安慰母亲。他很担心性格冲动的母亲精神崩溃做出傻事来，那样这个家就彻底毁灭了。好心的邻居、同事见了母亲总要安慰几句，但这往往又引起了母亲的悲伤，母亲一边说一边流泪，整个脸都变了形，生出许多皱纹来，非常地难看。过了一段时间后，别人对她再不敢提起弟弟的事，以免勾起她的伤心和絮叨，说话时都有意的避开和“死”啊、“病”啊、“小孩子”啊什么有关的字眼和话题，不敢提与弟弟名字相近的字。在家中也是这样，我们说话都是极小心的，惟恐说了不该说的话，联想到悲痛的事。但是母亲怎能轻易忘掉天大的悲恸呢，弟弟的音容笑貌怎么能轻易地消失呢。每当她看到别人家的小孩子，就自然想起自己的小儿子，想起小儿子在世时的可爱来，不由地一阵心酸。在睡梦中她多次看见小儿子向她诉说离别亲人的孤独与痛苦，求母亲救救他。不知多少次多少回，母亲由梦中哭醒。母亲的悲伤就像蓄满了水的水库，稍微有些响动，就有决堤的危险。
父亲把家里墙上弟弟所有的照片，用过的穿过的衣物，甚至他玩过的玩具全部都收了起来，放到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为的是不让母亲和自己见物思人，勾起伤心事。母亲木然的神情总使人担忧。
好长一段时期，全家就在这种悲恸的气氛中生活着。为了还债母亲只好强忍悲伤去上班，精神仍然萎靡不振。借单位的钱，每月都从他们的工资里扣掉一些，另外还要挤出一部分还个人的钱。老家的房子以很低的价钱就卖掉了，父亲的自行车、手表、皮袄也卖了，以便尽快还上债。那辆自行车是父亲从原来的城市带来的，是个德国老式的牌子，虽然旧得脱了漆，但他非常喜爱。皮袄是小羊羔挂得里子，冬天时父亲都很少舍得穿，他还是卖了。他们不习惯欠别人的钱，恨不能不吃不喝把自己的嘴封起来，一下子都还上。外债使他们的心头就像压了一块大石辗一样，沉重的喘不上气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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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里我变得更加小心翼翼，生怕惹母亲伤心生气。她对我仍然不怎么关心，相反，在她心情恶劣时，她就歇斯底里地骂道：“怎么不是你死啊？你这个不孝顺的东西！看看你弟弟，没有一个人不夸懂事的，十个你也比不上他啊……”言外之意，我没有替弟弟去死，或者说应该死的是我。听了，我非常地伤心，但是又不敢说什么；只是心里恨恨的，极不舒服。
她有时还会自言自语地念叨小儿子的事，埋怨自己后半辈子的命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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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母从外地回来好长时间后，我才敢把自己经常头疼、头晕、心慌有时双腿不听使唤的事告诉了他们。他们听了很害怕。这时，他们似乎才意识到身边还有一个儿子需要他们关心，才意识到我的存在。也许悲伤稍微减轻后，他们逐渐接受了现实。第二天早晨母亲就让父亲带我去医院检查。查来查去，认为我得了神经官能症，视力也有问题。为了矫正视力，必须要配眼镜。当时配眼镜需要预约，结果排队预约在一个月后才能轮到。到了那天上午，我去医院散了瞳孔，弄得我一个星期怕见光，睁不开眼睛，似乎光里掺了火硷一样蜇人。我只能低着头走路，别扭极了。等后来把眼镜配出来，虽然发现世界顿时变得清晰明亮起来，但又觉得不那么真实可靠了。眼镜我很少去戴，原因是我认为自己戴上眼镜以后，模样更丑了。本来我就脸瘦，嘴巴又凸，唯一还算好看一点的眼睛现在又被两个圆玻璃片给挡住了。脸上加了这个东西，活像在电影里看到的汉奸、特务的嘴脸，滑稽极了。我怎么甘心把自己糟贱成这个样子啊！此时把外貌看得很重的我是不愿接受这个现实的。我苦恼极了。于是我平时坚决拒绝戴它，宁愿当个瞎子什么也看不清，模糊地生活。我只有在看电影或上课时才不得已用它，一旦这些快结束就慌忙地立刻摘掉，不愿让人们看到我难看的样子。
我还得补充说一下，刚戴上眼镜时确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看到的这个世界似乎是不真实的，虚幻的，一切都太明亮了、太清晰了，失去了质感，很像是舞台上的道具和布景，使我很不习惯，然而不戴眼镜，除了头痛头晕之外，又常使我陷入尴尬。常常对路上碰到的熟人看不清楚，也不敢轻易打招呼。别人可不知你的视力不好，还以为你无礼貌，不懂事。你盯着人家看半天不说话，人家心里不定怎么想呢。所以我在路上往往不敢抬头，不敢向四处看，惟恐遇到熟人长辈，显得无礼。
对于大夫说我患了神经官能症的事我坚决不承认，父母也半信半疑，认为大夫严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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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阶段的服药